我国不宜实行普遍减税政策

galland

一、我国总体税负相对比较低
    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税收收入总额为15172亿元，占GDP的15.82％，而发达国家一般在30％左右，发展中国家也在20％～30％之间，我国平均税负仍比较低，因此我国实行普遍的大面积的减税目前并没有必要，也不现实。

    2001年全国税收收入比上一年增长19.8％，其中大约有9％与当年经济增长、效益提高直接相关，约占税收总增收额的50％；其次是费改税等政策性、一次性因素增加了大量收入，约占总增收额的35％；余下来的是加强税收征管因素，大约占总增收额的15％。应该说，自1994年确立现行税制以来，我国税制格局并没有做太大的调整，税收政策也没有重大的变化，既没有增设税种，也没有扩大税基，提高税率。税收的增长基本上是经济发展、效益提高、税源增大和一次性的政策性因素影响，以及加强征管的结果，应当说这种税收的高速增长有其正常合理的一面。

    二、在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减税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不大

    西方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的税制结构都是以直接税为主体，因此实行减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比较理想。而我国的税制结构以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为主体，流转税属于间接税，所得税所占比重较小，实行减税政策不会直接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因此试图实行减税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其效果会大打折扣。

    三、外部因素的制约使得我国减税的空间不是很大
    首先，我国连续4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赤字财政，债务越来越多，要是再减税，不但收支不能平衡，而且偿债的能力也会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改革、稳定、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在国企改革方面，成本很高，加之社会保障体系还很脆弱，财政资金必须保证有较大增幅的投入。

    再次，我国地域辽阔，内地与沿海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西部大开发的任务很艰巨。同时，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都需要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集中一部分财力，或用于转移支付，或用于扶贫救济，或直接投资来逐步解决。由此看来，减税的空间并不像想像得那样大。

    四、减税的目的是减负，减税不如减费
    减税的目的是减负，即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和居民所承受的负担，以扩大内需，争取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应该指出，税收只不过是企业和居民负担的种类之一，除此以外，企业的负担还有政府的各种收费、基金等各种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根据政府取得收入的不同，对我国宏观经济税负（按照相对数）的判断有三种不同口径的指标：一是小口径的指标，仅指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第二种是中口径的指标，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收入指预算内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国有资产收入等少量其他收入；第三种指标是指大口径的政府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收入，还包括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大量不纳入财政预算内管理的预算外收入，以及不纳入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一般我们所说的宏观税负是指的小口径的税负，但是只有大口径的指标才能最为真实、全面地反映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国民经济的负担水平。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衡量税负的大口径的指标数值约是小口径的指标的2倍，即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和预算内收入基本持平，甚至超过预算内的税收收入。如果从政府的行为及其收入机制亟待规范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在为企业和居民减负的政策安排中，与其减少规范性的政府税收，不如减少非规范性的收入，即进一步推进税费改革，这也有利于为企业和居民构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廉政建设。

    五、我国当前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是明智的
    尽管我国不能实行普遍的大面积的减税，但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企业经营与投资的积极性，可以实施结构性的减轻税费负担的措施，同时与税制改革结合起来。

    我们事实上已经采取了若干减税措施，如出口退税、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用国产设备进行技改的税收抵付、房地产二级市场减免税、支持西部大开发、支持农业的优惠政策等等，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减税政策，也没有明确提出减税政策。当前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还存在一定的空间，如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率是33％，高于一些发达国家税率水平，同时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因享受超国民待遇只有15％，差距太大，有必要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待遇，形成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我国现行增值税为生产性增值税，造成对固定资产设备重复征税，可以考虑将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以刺激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要加快税费改革步伐，特别是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强农民购买力，以及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这些都属于局部的结构性的减税政策，同时又可以与税制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