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应处理好几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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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理好生存与占有之间的关系。
    国有企业财务目标是什么？代表性的看法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国家财富最大化或企业利润最大化。简而言之，国有企业财务目标是重占有的。企业只有越来越多地占有物质财富才算是成功的，才更有价值，才更有社会地位。应当说，重占有不是国有企业财务改革的最佳选择，虽然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普遍重占有。笔者倾向于国有企业财务改革的目标应当是重生存，使企业更健康地发展、运转下去。单纯地占有无助于企业健康地成长和变化，重生存才能和谐一致，才能更好地发展。在以利润为取向的社会，企业财务目标一般是重占有的，这是和私有制密切相连的。一个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很难说是一个理想的企业。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本质上应该是重生存的，应该是为全社会、全体人民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服务，而不应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战略目标。传统企业理财理论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的，认为人是自利的，是重占有的。这一假设在一定时期基本上能成立，但它并不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更不能成为国有企业财务改革的理论基础。社会人假设、人的全面发展假设早已出现。因此，国有企业财务改革目标应当建立在社会人假设、人的全面发展假设的基础上，应当重生存，而不是重占有。

    二、处理好一元化与多元化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发展史，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改革思想演变的深入研究，令人遗憾的是，国有企业财务改革思想基本上还是一元化的，多元化思想很不充分。这影响了财务改革的效果。国有企业财务改革思想应该是各种经济学、管理学观点的具体体现，应该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但现在财务改革似乎只是某一种经济学思想的体现，不能体现各种经济思想，更没有从哲学的高度、从人性的高度去加以认识和总结。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忽视了对人的重视和研究。许多国有企业在进行财务改革时，实际上是假设企业理财决策者们是纯粹的经济动物，他们的目标就是如何去赚钱，如何去实现低成本、高收益。他们不去研究丰富多彩的人群及员工的动机，不去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更看不到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及人的创造力。企业理财关注的是资金、成本、收益等财务指标，很少关注人力资源及人本身的生存质量，人没有成为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关注的热点。另外，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只重视价值分析，不重视行为分析。许多国有企业在财务改革过程中，陷入了纯经济价值分析的误区，忽视了财务改革的本质对象是企业及人的活生生行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改变企业财务管理的结果和方向。只有在多元化的基础上去设计企业自身的财务改革方案，才能实现自己独特的财务改革目标。

    三、处理好战术与战略之间的关系。
    国有企业财务改革也有一个战术与战略的关系问题。国有企业财务改革的战略是企业对市场、社会和人的一种积极反应，是降低国有企业生存风险的一种策略，财务改革需要企业内部及社会有关部门及人士的支持。我们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往往侧重于战术问题，即在假定市场、社会和人不变的环境中，静态地去分析国有企业财务改革的效应和前途。须知国有企业财务改革是和市场、社会、人联系在一起的，是市场、社会和人的变迁导致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传统的国有企业财务改革侧重于战术性，仅仅对各种财务事项进行改造，忽视了我国市场、社会、人本身对财务改革的需求。这样，整个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就显得平淡乏味，缺乏整体感和生动性，也缺乏其社会价值。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应该在侧重于战略分析的同时进行必要的战术分析。财务改革应当以市场、社会和人为导向，使它真正上升为动态的、发展的、统领国有企业财务全局的导航系统。

    四、处理好财务改革与企业改革的关系。
    国有企业财务改革不能“独来独往”，它必须融合于国有企业改革才有前途。只有当财务改革与企业其他改革相配合、相融合时，企业财务改革才能得到企业管理当局、企业其他职能部门和全体员工的认同，也只有当财务改革得到企业其他改革的支持，得到其他部门的配合时才有希望取得成功。因此，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切忌本位化、独立化，不能孤军奋战。财务改革毕竟是企业改革的一部分，与企业改革血肉相联。财务改革会对企业改革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企业整体改革决定财务改革，财务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企业整体改革能否取得成功。

    五、处理好最优化与较满意的关系。
    传统国有企业财务改革理论在论述财务改革时往往强调效果的最优化，要求企业从方案初选、论证、终选都要按照最优化原则办事。其实“最优化”的提法本身就不够科学。按照哲学的基本原理，任何事物发展都是相对的，并无绝对的最优化。有利也必然有弊，你按某一指标实现了“最优化”，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许很糟糕。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应当是选择全社会较为满意的方案。著名管理学家西蒙认为选择满意的决策方案，“是在不同方向上简化真实情景，保留较多的真实情景细节，试图做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的决策”。我国国有企业财务改革为了进行所谓的“最优决策”，往往要大刀阔斧地简化真实世界的情景，使之达到决策者能够处理的地步。这种最优化决策的结果是令人怀疑的。

    六、处理好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传统的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在讨论问题时，主要是站在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说明的，强调的是经济上的最优化，很少结合文化来论证。这是很片面的。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西方企业开始重视文化管理，企业文化越来越被人们看重，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开始崇尚企业文化管理理论，用价值观来管理企业。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如果忽视对文化环境的研究与分析，不但没有特色，而且成功的概率也大大降低。笔者认为，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应当经济与文化并重，在进行系统的经济分析的同时应当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国有企业财务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是根植于文化、价值观、习惯和观念之中，根植于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的科学。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应该受到文化的影响。国有企业财务改革也会影响企业、社会和文化。

    七、处理好名与实的关系。
    在国有企业财务改革过程中，不乏有实实在在的创举，但也有许多是为了一部分人的名利，搞哄动效应。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企业财务改革应当大搞利益驱动，尔虞我诈是可以理解的；搞投机、钻政策空子、善于避税是精明的表现；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多余的，国有企业应当有充分的财务自由；要在市场经济中获胜，应当舍得花钱造舆论、做广告、树金字招牌，甚至不惜做假广告以提高所谓的知名度。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就是在流通领域抢天下，就应把全部心思放在扩大收入上，如此等等。借改革之名，鼓吹唯利是图，是有损国家、社会利益，有损精神文明建设，破坏正常市场经济秩序，危害社会安宁的。国有企业任何财务改革都应当在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展开，应当明是非、讲正气、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