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案中勇敢的“吹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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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安然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K.Skilling）被判处24年零4个月的徒刑并处没收财产4500万美元。至此，这起本世纪美国最大的金融丑闻案尘埃落定。

    仅仅一周后，美国司法部安然案特别行动小组首席主控检察官约翰·休斯顿（John  Hueston）来到中国。

    “最高主管，不该躲在会计师、律师和宣称不知情的面具后面。因为，股东和投资者支付百万高薪，期待他们成为忠实管家。”休斯顿在安然案宣判后的讲话强调。

    《21世纪》：整个调查过程历时5年，其间你遇到的最大障碍、取得最大的突破在哪里？

    休斯顿：要指控安然高层前总裁肯尼斯·莱（Kenneth  L.Lay）和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犯有欺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需要证明被告是有主观故意的。证明这一点很难。

    莱和斯基林都坚称无罪，拒绝作证，而他们没有被认定有罪之前美国法律保护其拒绝合作的权利。于是我们的调查工作是从安然最底层、最草根的员工开始的。

    一个普通的管道工人，但他可以清楚地指证公司高层在安然股票下跌、业绩下滑的时候依然鼓动内部员工继续购买与持有股票。

    随后我们再一步步逼近前财务总监安德鲁·法斯托（Andrew  Fastow）和前出纳本·格里森（Ben  Glisan）等关键人物，说服他们在认罪的前提下与司法机关合作，以获得减刑。依靠这些“污点证人”，我们顺藤摸瓜，最终追查到50楼（休斯敦安然总部大楼的最高层）的那两个人。

    《21世纪》：在安然丑闻渐渐浮出水面的过程中，前安然发展部副总裁莎朗·沃特金斯（Sherron  Watkins）的备忘录起了关键作用？

    休斯顿：可以这么说。
    在整个调查开始之时，民事原告、国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司法部特别工作小组、破产清算人、调查性新闻记者都参与进来。这一期间，莎朗·沃特金斯2001年8月15日给肯尼斯·莱的匿名备忘录是最重要的发现。

    她在长达7页的备忘录中说，安然可能会成为“一个精心炮制的账务骗局”，担忧“安然可能会因一连串的会计丑闻而倒闭”。沃特金斯扮演了一个勇敢的吹哨者（whistleblower）角色。正是他们这些挺身而出揭露不轨或不法行为的人们组成了社会监督的力量，从而为建立一个崇尚真理的社会作出了贡献。

    《21世纪》：安然案件最终给美国的司法界以及商业文化产生多大的影响？

    休斯顿：安然案之前，美国公司欺诈案件中的涉案人很少被追究刑事责任。今后商业案件将会更多地引入刑事惩罚。

    同时，安然案就像是给美国的律师、银行家和金融分析师们敲了一记警钟，让他们明白，任何想狡猾地隐瞒自己公司经营状况，或是做假账的企业经理们，一定会被发现，他们将成为美国政府检控的对象。安然案本身就有一种威慑效应。

    《21世纪》：安然案之后，美国国会在很短的时间通过了《萨宾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但也有许多公司抱怨该法案有些矫枉过正。

    休斯顿：有人认为，该法案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已影响了外国公司在华尔街市场上市融资的决心。

    也有律师抱怨，法案要求他们在必要时候揭发他们的上司或客户的违规行为，这与他们要求绝对忠诚的职业操守相抵触等。

    法案的初衷是遏制企业腐败，但同时也不想打击公司的积极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直就法案的细节与企业界、公司保持对话、听取意见。

    《21世纪》：安然案对于中国公司有什么启示？
    休斯顿：安然事件及随后许多重量级公司的倒闭案已经暴露出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透明度的关键缺陷，这些缺陷在每个国家表现不同，但它们共同的结果是挫伤了公众的信心。

    投资者的信心是我们整个经济成功的关键，商业交易需要更加透明，所有的会计报表都要是真实的。投资者只有得到真实信息，他们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而树立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