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异化的谨慎——“资产减值准备”先生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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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资产减值准备”，英文名字叫“Allowances for Assets Impairment”，香港地区叫我“拨备”。我是资产的“锯子”，锯掉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我又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资产的质量。

    我存在的理论基础与经济实质源于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按照资产的这一不可或缺的特征，不具备可望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资源，则不能确认为企业的资产，也不能作为资产继续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既然资产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那么，当企业资产的账面成本高于该资产预期的经济利益时，会计记录和反映一笔资产减值准备就是合理而恰当的。于是，我得以登堂入室。

    我不是激进的锦上添花者，而是谨慎的釜底抽薪者。
    没有我，会计报表中的资产一片“虚胖”，利润被擦满“口红”。有了我，业绩的评价少了一些大话，发热的头上多了一瓢冷水。

    然而，我的脸却常被涂黑。什么“大洗澡”（big bath），什么“甜饼罐”（cookie jar），国际国内，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在美国的经历表明，我屡被涂黑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会计事实。

    “甜饼罐”，原意就是趁食品丰富时往那里储备糖果，形势不好时偷偷取出来享用。转意特指某些公司设置资产减值准备作为企业报告业绩的蓄水池或缓冲区，一般都是在收益情况比较好的年度以计提秘密准备的形式设立，在战略需要时释放（转回），以达到其操纵利润的目的。

    施乐公司就是摆弄“甜饼罐”的好手。1997年，施乐向欧洲的一家上市公司兰科集团（Rank Group）收购了双方合资公司“兰科施乐”20%的股份，使之成为施乐的全资子公司。施乐为此计提了1亿美元的准备以应付“未知风险”。而根据双方签署的收购协议，兰科集团将承担施乐公司与该项股权交易有关的任何损失。据此，“兰科准备”显然违背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5号——或有事项的会计处理》。事实上，从1998年中期开始，施乐就按季度有规律地转回了该准备，直到1999年底将该准备全部转回。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起诉书中称，“兰科准备”完全成了欧洲施乐为了达到其利润指标所设立的“任意准备”。后来SEC得到的证据显示，施乐及外部审计人毕马威都清楚地知道此举严重违背了公认会计原则（GAAP）。可以说，施乐公司“项庄舞剑”，意不在谨慎稳健，而在于平滑利润（smoothing the prof-it）。在1997年至2000年期间，施乐还违背GAAP计提了20项左右的被其内部称为“缓冲准备”的准备，总额达396亿美元。这些准备主要被用来在关键时刻使报表指标达到华尔街的预期水平。

    无独有偶，世通公司的“大洗澡”（big bath）也相映成趣。世通虚构了近百亿美元利润，在造假金额上创下记录，但其造假手段却并不高明：滥用准备科目，利用以前年度计提的各种准备（如递延税款、坏账准备、预提费用）冲销线路成本，以夸大对外报告的利润。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和司法部已经查实的这类造假金额就高达16.35亿美元。更值得一提的是，世通在收购MCI后将所形成的商誉确认为301亿美元，并分40年摊销。高额的商誉成为制约世通经营业绩的沉重包袱。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2001年7月颁布了142号准则《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不再要求上市公司对商誉以及没有明确使用年限的无形资产进行摊销，而改为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世通紧紧抓住会计准则变化的“契机”，利用巨额冲销（大洗澡）来消化并购所形成的代价高昂的商誉。2002年上半年，世通聘请安永（Ernst＆Young）根据142号准则的要求对商誉进行评估，拟在第二季度确认一次性商誉减值损失150～200亿美元，估值差异幅度高达50亿美元。当会计造假丑闻曝光后，世通聘请美国评估公司（American Appraisal）对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进行全面评估，最后的结论是：账面价值超过500亿美元的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已一文不值，拟在查清所有会计造假问题后，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我——资产减值准备，如同“橡皮筋”，时伸时缩。
    其实，我只是一个数据，任何数据都有陷阱。
    我很快来到了中国。
    虽然“大洗澡”与“甜饼罐”为外国人首创，但中国人的聪明向来不逊他人。事实上，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一次亏足”，在前期巨额计提后大额转回，不计提或少计提关联方欠款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随意变更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与计提比例，滥用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等手段粉饰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已成星火燎原之势。

    深赛格（000058）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0年刚刚完成巨额配股的深赛格在2001年度爆发了巨亏。该公司2001年度实现主营业务利润21 431.10万元，管理费用却高达36836.09万元，与2000年度的14263.83万元同比巨幅增长158.26%.研究发现，深赛格2001年管理费用的大幅增加，是公司大规模计提和核销坏账准备造成的（管理费用同比增加22572万元，大都是核销和计提的坏账），这是该公司大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前年度对其资金大规模占用的结果，是公司在完成配股后，为了减轻以后年度的负担以求轻装上阵，为未来业绩实现快速增长并达至新一轮再融资，而采用的“一次亏足”的利润操纵方式。2003年12月24日，深赛格公告称，由于其下属的三星实业资产情况将得到重大改善，同时其为三星实业提供的担保责任已经被银行解除，因而深赛格将对2001年三星实业贷款担保计提的8388万元预计损失进行转回，由此导致2003年业绩同比增长50%以上。

    鲁抗医药（600789）是摆弄资产减值准备的又一典型。这家2002年度实现巨额增发的公司，2001年上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0531.20万元，比上年同期40459.76万元略有增长；净利润3873.59万元，比2000年的3747.83万元亦有小幅增长；相应地，该公司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都有一定的增幅。资料显示，该公司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进行了变更，即由原来的按照应收账款余额的16%统一计提，改变为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改变后的计提标准是：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按照5%的比例计提，1-2年间的按15%、2-3年的按40%、3年以上的按75%计提。从表面看，该公司坏账计提的标准更加规范和严格了，但结合2001年应收账款和再融资计划分析却会得出另外的结果。

    该公司2001年半年报显示，应收账款为39532.46万元，上年同期为21 821.85万元，同比增长了约82%；2001年上半年，该公司销售收入的增长幅度仅0.18%.上述数据的对比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2001年开始，该公司产品的销售出现了很大困难，只能以放宽销售条件的方式，来保持销售收入的稳定；该公司当时的账面应收账款余额，有相当部分是由2001年的销售形成的；该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可能面临着较大危机。通过销售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应改变，鲁抗医药在账面上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前景依然“看好”。道理很简单：由于公司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多数（78.41%，为3.42亿元），如果按照以前的会计估计，要计提16%的坏账准备，公司报告期利润必然出现亏损——仅一年内的坏账准备计提就将达到5400万元！然而，仅仅由于会计估计的“小小”改动，会计结果却大相径庭。分析显示，鲁抗医药2001年半年报因会计估计变更带来的利润为2867.60万元。

    某些上市公司一旦扭亏无望，干脆通过计提减值准备“破罐破摔”，以求释放亏损压力，换“长痛”为“短痛”。ST轻骑2002年度巨亏34亿元，位列上市公司亏损之冠。其逾期担保和坏账准备达42亿元，其中，对应收轻骑集团和其他关联公司的往来欠款28亿元全部计提了坏账准备，这意味着该公司以前年度凭借资产减值准备“制造”了利润；ST长控2002年每股亏损10.99元，它为原重组单位四川泰港和西藏天科虚假重组资产100%地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摆弄资产减值准备的动机，在上市公司，通常是为了实现再融资目的或避免因“三连亏”而出局。在非上市公司，通常是为了满足业绩考核指标或便于逃废债务。有时是对利润的虚增，有时是对利润的隐藏。

    我——资产减值准备，成了功利者欲取欲避的筹码。
    利益更多地与我挂钩，既是我的不幸，也是会计的不幸。
    我的麻烦是确认与计量标准的浑浊。
    资产减值的确认标准主要有三种：
    第一，永久性标准（permanent criterion），要求只对永久性（即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恢复）的资产减值进行确认。支持这种标准的主要理由是可以避免确认暂时性减值损失。反对者认为其不符合资产的定义，难以界定暂时性减值和永久性减值，有可能促使管理当局故意延迟减值损失的确认。

    第二，可能性标准（probability criterion），要求对可能的资产减值予以确认。其目的主要在于与历史成本框架保持一致和避免对不必要减值损失的确认。

    第三，经济性标准（economic criterion），要求对资产负债表日发生的任何资产减值进行确认。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广泛采用这一标准。《企业会计制度》未明确规定应用的标准（经济性标准导向明显），从相关条文中研判，三种确认标准兼有，只是不同种类的资产确认标准有所侧重而已。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如果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价值又得以恢复，应在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范围内转回。这与国际会计准则、英国会计准则一致，然而美国FASB 121不允许资产减值的冲回。

    实务中，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弹性过大，不仅计提标准难以衡量，而且缺乏制约手段。短期投资市价、存货可变现净值、长期投资可收回金额、应收款项可收回金额、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等资料是企业确认和计量资产减值准备的基础。其中“可变现净值”、“可收回金额”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依据相关的估计数据确定“可变现净值”，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其结果会因人而异。“可收回金额”中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确定需预计未来一定期间现金流入量和贴现率，更具有不确定性。

    《企业会计制度》中，可收回金额的实际含义为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现值。从价值判断的立场出发，“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是最理想化的计量标准，但其可获得性相当小，或者说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因此，资产减值会计实务中不应排除其他计量属性。现行市价、可收回金额、可变现净值均属于“贴现值”的范畴。现行市价反映了市场对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预期，可变现净值指现行市价扣除处置费用后的余额。对于可收回金额，不同的国家给予了不同的解释。美国认为就是指公允价值；英国把它定义为可变现净值与在用价值孰高；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将它解释为销售净价与在用价值孰高。

    为什么要坚持资产减值会计而反对资产增值会计呢？无外乎资产减值会计对于稳健性原则的运用。但是，在非专业人士眼里，稳健主义就是“任意低估”的代名词；而专业人士看来，从稳健性角度来考虑资产减值，也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

    稳健过度与稳健不足，都是资产减值准备公允性的敌人。
    我——资产减值准备，最好疏离艺术而贴近科学。
    我期待着资产减值理论与实务的重构。
    我作为会计估计的儿子，其合理性还需要注册会计师进行独立的再估计。

    老实说，注册会计师对企业的资产性态、使用价值知之甚少，因而这种再估计容易造成权威性缺失。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资产减值准备时，通常采用以下程序：评价资产减值准备所依据的资料、假设及计提方法；复核资产减值准备计算的正确性；比较前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数与实际发生数；检查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核销的批准程序；检查期后事项；评价资产减值准备披露的充分性。

    最困难的是评价资产减值准备所依据的基准与假设：假设是否有适当的根据，是政府统计数据、行业统计数据还是被审计单位内部编制的数据？前期实际发生数与当期判断假设是否具有逻辑关系？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所依据的假设是否相互矛盾？是否与管理当局的计划相符？公司管理层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程序和方法以及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存在？

    注册会计师依据审计证据所估计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与公司会计报表列示有差异时，应判断差异是否合理。如不能接受这种差异，注册会计师应提请公司管理层进行调整或将其视为一项错报，据以考虑对审计报告的影响。如果公司管理层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合理或披露不充分，注册会计师应视其重要程度，出具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当缺乏客观数据或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注册会计师无法判断被审计单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应当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糟糕的是，现实中会计报表错报与审计范围受限常常被混淆，导致“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替代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替代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不干净‘程度降低了，不当审计报告增加了。

    我——资产减值准备，离不开注册会计师的信息过滤。
    我希望，不应看到“这一些”，而忘了“那一些”。
    我能衡量资产的质量，但衡量不了使用资产的人的利益；我能体现决策有用观，但难以体现历史可靠观。一位美国会计大师说，我“离不开技术支持与制度创新”。

    尽管我国有关法规明确要求，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变更对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应予说明，但几乎所有上市公司对大额计提（转回）、不提（少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均未作详细披露。因此，监管部门对披露信息不足的公司，应责令其披露导致资产减值发生的具体原因及其对资产服务能力的影响、估计可收回价值的基准与假设、资产的可收回价值、确认的减值损失依据、资产减值冲回的原因及金额、资产减值变更对本期利润的影响比例。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恐怕是上等的应对之策。

    应当健全信息、价格等市场发现机制。通过信息价格市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定期公布有关资产的价格信息资料，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提供指南。

    应当切断资产减值准备与公司考核评价指标之间的联系，从而弱化公司管理层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操纵盈余的冲动。比如，可以考虑以营业利润而非利润总额作为考核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成果的主要指标，特别是在大型国有企业。

    应当进一步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引用“现金产出单元”的估计。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在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时，往往以单项资产或资产类别为基础进行确定。这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某些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认定某一资产的可收回价值，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都是许多资产共同作用产生现金流入。不妨引入“现金产出单元”进行评估。现金产出单元是不依赖于别的资产组合就能为企业产生现金流量的最小的可辨认的资产组合，可以是某一单项资产，也可以是若干资产的组合体。通过对企业资产使用方式、作用和特点的分析，就可以将众多资产进行组合。在其组合过程中，应当考虑的因素有产品线、营业特征、地点、地区或地域及管理当局的有关政策等。如果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难以确定，公司管理层应据此辨别该资产所属现金产出单元，估计该单元整体的可收回金额，并通过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的比较，来判断是否发生减值损失，以此确定发生减值损失的金额。然后，在单元的资产间以加权平均法等适当方法分摊减值损失。

    为了防止公司管理层使用资产减值冲回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手法操纵利润，也可考虑推出美国FASB的“棘轮政策”，也就是只能往前走、不能向后退，资产减值准备不予恢复；涉及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差错全部记列在当期，不再追溯调整。

    尽管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适当分离是必要的，但几乎所有的资产减值准备都要进行纳税调整，换言之，资产减值准备不纳入税前抵扣的视野，将使资产减值准备的经济后果出现大幅“减值”，资产减值的会计实务因此而缺乏意义。税法与会计制度的协调已成当务之急。

    我——资产减值准备，见证一种利润操纵的同时，也见证着一个新制度的诞生。

    如果说有什么错了，那么，错的不是我，而是我背后的人或者制度。

    我可能被异化，但终将被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