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计制度大清洗

galland

继2004－2005年发生许多重大财务丑闻之后，财政部终于2006年下狠手，在今年5月到10月期间开始对2006年度的审计报告进行检查。

    在美国，安然、世通、泰科和施乐等企业爆出丑闻之后出台了萨班斯法案，正是为了挽回一点市场的信心，细致地为企业和审计师定下种种规范。同样，中国的媒体也曾热烈地讨论过科龙和顾雏军，但是中国的会计改革还是没深入到萨班斯法案那种程度，现在还在为提高透明度而努力着。

    会计从此不再“蒙人”？
    张伟（化名）在一家上市国有企业做财务已经有四年了，今年刚刚升上了经理的位置，他已经能熟练应付那些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他很清楚要完美地做一盘帐让审计师抓不到一点漏子是不可能的，可是会计师事务所也要赚钱，他们也很喜欢大客户。每年年底，公司的财务人员都会参加一次会计制度的学习，张伟也不例外，他很明白会计学本身就是一门严谨的科学，而在中国的会计准则之下，可以这样算，也可以那样算。

    研究“空子”的人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并鼓励其它企业执行。很快，财政部又准备在年度检查中重点打击造分赴假行为，会计师事务所、垄断行业和房地产行业都成为最爱关注的对象。

    继2004－2005年发生许多重大财务丑闻之后，财政部终于在2006年下狠手，在今年5月到10月期间开始对2006年度的审计报告进行检查。张伟觉得自己所在的企业还没什么大问题，离准则的施行还有些日子，所以对于新的准则还没有认真研究过。他认为新准则的施行会大幅提高那些问题企业的造假成本，不过，丑闻总是无法杜绝的。

    寻找法律和政策的漏洞，也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和顾问的工作之一，他们对于政策法规的熟悉程序甚至比政府部门更甚，也许他们连基本的会计分录都不会做，但是中国的外资和本土大企业总是争相邀请这些顾问去做他们的财务经理、财务总监或CFO。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内部都各有一套关于中国与美国GAAP（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以及欧洲流行的IAS（l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三者之间差异比较的资料，尤其在中国会计准则中未曾有明确规定的方面，“四大”都是深深了解的。

    郎咸平喜欢研究国企的并购重组，确实是选中了一个很讨巧的研究方向，因为在中国的会计准则中，关于公司合并重组方面只能说“中国暂无相关规定”，甚至还有些“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比如美国GAAP禁止简单汇总的方式合并报表，购买方法必须能够反映所有的商业所得；如果投资方和某特殊性质的机构之间为控制关系，该机构也须纳入合并范围；企业购买资产产生负债，只有在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些负债不能被支付并且不能在贬值之前进行套斯保值，才能将该汇总兑损失进行资本化等等。

    既然没有规定，也就意味着某些内容含糊其词，甚至不提。比如关联方关系和关联交易的披露，只限于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如果关联方的关系隔多一两重，那么资金大可以在众多不要求披露的关联公司中流转，最后不知去向。资本动作高手深谙此道，于是，问题就这样滋生，漏洞就如此被利用。

    其实早在2002年，财政部已经开始制定关于公司合并、投资合并财务报表和对附属公司投资的会计准则，不过比较完善的法规还没出台，像科龙等便已经出事。

    另外，中国会计准则在金融负债、员工福利这些方面中国的准则都有不同于GAAP或IAS的要求，对必须披露的信息也缺乏更详尽的指引。从而，“缺乏透明度”便成为了中国企业的财务报表被人诟病的最重要一点。

    非“稳健”主义与“关系”
    另外一各重要的作弊方式，是在会计上对企业经济损失的及时确认上“变通”一下。稳健主义（Conservatism）是财务会计中一项重要的惯例，稳健主义习惯上可表述为“预见所有可能的损失，但不预期任何不确定的收益”，它意味着会计师通过各种手段低估资产，或低估净利润。这也是衡量财务报表透明度的一种工具。西方的会计师是本着更保守的态度来处理收益的，但是在1998年以前，中国缺少相应的稳健主义，直至1998年的会计制度改革。其后的两年，都证明这次改革并未能成功改善上市企业的财务报表质量。

    于是，到了2001年的时候改革的大刀又两次砍向上市企业，终于有了些成效。有人做过统计，2001年会计改革之后，中国上市公司公布的账面收入的确是比原来保守了。但是中国在1992年的时候，才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商业企业会计准则（ASBE），直到此时，前后已经历10年。虽然ASBE当初是根据IAS制定，但是目的却是为了创造稳定的税收和在会计上看管好国有资产。2001年，中国又发布了新规定以及首次推广12种新的会计方法，在这种准则之下，稳健主义才得以全面推广。

    举个例子来说，企业的债务重组如果用非现金资产来实现，按照国际做法，要把这些非现金资产拿出来计算一个公允价值，以这个价值来入账，但是中国的企业并不会这么做，而是直接用账面价值来入账。如果账面上换回来的东西比原来少，中国企业会把少了的部分计入营业外支出，而西方会计则会直接确认为亏损。这就是非“稳健”主义的做法和“稳健”做法的差别，更何况缺少了公允的估值，这个损失或者收益根本无法在账面上客观地反映出来，至于“账面”与实际的差距到底有多少？谁都不必知道了。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在种种关于入账的细节上动动脑子，自然就可以把账本做得很得体。当然，这瞒不过经验丰富的审计师，可中国的法规并没有要求如此“稳健”的做法，既然不犯法，审计师何不做做猫头鹰？

    另一方面，外国人在20多年来不懈地研究着中国的“关系”二字。比如雅芳在中国能够成功建立直效营销系统，正是依靠一位中国银行家的“关系”而建立起与政府的联系。很多外资公司已经认识到，“关系”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官员及其家属可以作为中介来出售自己的“关系”。同时通过贿赂的手段来获得合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于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关系”同时也严重地影响着审计师的判断。“关系”才是财务会计改革进程中最大的威胁，它在降低审计师的独立性、审计质量和财务报表质量。

    在美国，安然、世通、泰科和施乐等企业爆出丑闻，每次都是一时间新闻铺天盖地讨论资本市场的弊端。萨班斯法案的出台，正是为了挽回一点市场的信心，细致地为企业和审计师定下种种规范。同样，中国的媒体也曾热烈地讨论过科龙和顾雏军，但是中国的会计改革还在为提高透明度而努力着。但不管怎样，中国证监会迟早也会学美国那样，建立自己的严厉会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