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最后的土司官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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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寨曾经是土司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之一。在大小土司多达上百家的康藏地区曾经有很多土司官寨。半个世纪后，见证过土司制度辉煌和衰落的土司官寨也迅速凋零，日益难寻。由于种种原因，在旅游资源大开发的康区，本来是很好旅游资源的土司官寨却长期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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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眼里的康区的土司制度

尼玛问记者。在得知门票价格是30元后他说：“丹巴美人谷，你问问别人，我们这里才是真正的美人谷！我们这里上去，随便，不要钱。”

曾老三住在丹巴附近的甲居藏寨，比王若汉还要大几岁，外孙女是当地著名的三朵金花之一的“石榴花”小拉姆

因当时川康一带极左政策，王若汉的话被认为是挑拨民族关系，不能重用，末代红色土司的传奇就此暗淡了

末代红色土司传奇

沿大金川河西岸的刷丹公路溯流而上，约30公里便来到丹巴县巴底乡，这里正是末代巴底土司王寿昌的领地。然而一路上虽然偶尔看到几个碉楼，巴底土司的官寨却一直没出现。还是当地一位老人给我指了路:往回走到邛山桥边，沿着桥下流入大金川的溪流峡谷往上走就是巴底土司的官寨。

来时记者曾注意到邛山桥边的白塔和几座破败的藏式楼房，但没想到那条狭窄溪谷内会别有天地。一辆昌河北斗星满载着5个人从不能称其为路的石滩上摇摇晃晃开过来，司机热情地告诉记者，沿峡谷溪流上山，大约七八公里就是土司官寨。

在200米之外，吉普车就不得不停在上山的路前。抬头望去，盘山路好像消防车上折叠的灭火水带整齐地沿陡峭的山坡层层往上铺就。据说藏寨房子，谁家修得越高就越有地位。过去为了躲避频繁的战争，有条件的家庭都把房子建在很高的山上，那么掌握本地生杀大权的土司的官寨又会在云深何处？正午的阳光下，唯一的声音来自山谷中的溪流。右侧的灌木丛中，一个中年男人头顶着衣服从小路缓慢地爬上来，笑着用四川话打招呼:“你好！我刚看到你的吉普车，司机说你一个人上山来。”他叫尼玛次仁，山上的民居接待户，土司官寨就在他家隔壁。与甲居藏寨相比，巴底似乎是被遗忘的地方。但对于家乡历史的自豪却表现在尼玛的自信中。“你去甲居参观了？要多少钱？”尼玛问记者。在得知门票价格是30元后他说：“丹巴美人谷，你问问别人，我们这里才是真正的美人谷！我们这里上去，随便，不要钱。”

真正的丹巴美人谷的确就是巴底。尼玛次仁已经50多岁，他说自己从小就出生在邛山一村，土司王寿昌在1958年才离开这里到县里做官，当官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中国人一贯讲究衣锦还乡，但是王寿昌的侄子、末代巴旺土司王若汉在参军离开家乡丹巴后，几十年来虽然一直在甘孜州工作生活，却也从没有回丹巴老家。据说王若汉从不提其中原因，但是和他私交多年的赵宏对记者道出原委。

王若汉是王寿昌的侄子，也是末代巴旺土司。赵宏说，解放后为了便于剿匪，解放军曾成立了藏民团。当时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藏族老红军天宝在康定和前来参加“人代会”的17岁土司王若汉相遇。两人都是嘉绒藏族，感到亲切。天宝看到王若汉当土司只有2年，认为这个娃娃还没有受到土司的影响，就动员他参军。赵宏说，当时王若汉很高兴。在那时参军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赵宏说，当时天宝还对王若汉许诺，如果他能带一个排的人来就让他当排长，能动员一个连的人就封为连长。当时还是土司的王若汉手下本来就有土兵和随从，手下还统辖着好几百户居民。1951年3月，丹巴藏族警卫连成立，王若汉果然当上了副连长。曾老三就是当年随王若汉参军的土司属民之一。

曾老三住在丹巴附近的甲居藏寨，比王若汉还要大几岁，外孙女是当地著名的三朵金花之一的“石榴花”小拉姆。曾老三说，那时候王若汉要去当兵，就在属地选了几十个人。对于当时为什么要当兵本地人并不理解，因为那时还没有土改，土司的权力依然很大。“王若汉是土司嘛，他的话不能不听啊。”曾老三说，他们这些年轻人于是也因为这个偶然的故事而进入部队，他参军后一直在王若汉手下。曾老三说，当时土匪四处流窜，成分复杂，他们作战范围因此遍及康区的绝大多数地方。“1951年我跟着王若汉加入藏民团，当时有3个团，我们这里一次就去了几十个人，加上别的人编了一个连。”曾老三说，当年他随藏民团走遍了康定、道孚、甘孜和松潘等各个地方。10年后，因为是家里的独子，家中唯一的老母亲没人照料，已经是藏民团排长的曾老三离开部队回到家乡。而王若汉则更是“官运亨通”，从1950年冬参军到1955年，王若汉从副连长迅速升到副团长，几乎是一年一升。出于对部队的信任，当时王若汉把在巴旺的土司官寨交给了政府。但是同样在10年后，由于一句话的问题，王若汉突然被要求转业。原来当时剿匪的10多个团中，藏民团是主力之一。王若汉当时曾说，剿匪还是藏民团容易发挥作用，因为藏民只需要带着糌粑，无论到了哪里，有茶水就可以吃饭。不像汉兵还要生火做饭，“等吃完饭土匪都翻了几座山了”。因当时川康一带极左政策，王若汉的话被认为是挑拨民族关系，不能重用，末代红色土司的传奇就此暗淡了。

赵宏说，王若汉参军后少年得志，最后却受了那么大磨难，回到已经没有一个亲人的老家又有什么意思。这可能就是那些末代土司回避历史的原因之一。

在巴底寨子中央是引人瞩目的一大片平整的玉米地，一棵巨大的柏树孤零零地立在中间，周边是层层向山坡上延伸的小块梯田。尼玛次仁说，这块大片的土地就是当年土司王寿昌家的，早已经分给了村民。坝子虽在高处，却有水有地，加上险要处的碉楼，在当年的确是易守难攻。如今战争已经远去，土司官寨的旅游还是因为交通不便受到很大影响。尼玛却很乐观，他说：“十一”黄金周会有很多人来，各国家的都有，全年人数有1000多。在尼玛看来，这些游客已经够多了，因为村里的接待户一共只有2家，旅游是纯粹的民间行为。

前往巴底土司官寨1个多小时的山路就已经让刚才溪水边高耸的山崖成为脚下的盆景，一路上尼玛至少要求休息了10次。他说过去土司也得这样上下，不过可以骑马。现在这条村里和外面唯一的碎石路还是1972年国家拨款修的。眼看着30公里外甲居藏寨旅游的红火，为什么巴底守着最后一座比较完整的土司官寨却无动于衷？尼玛说，根本原因还是县上没人管。由于土司过去是剥削阶级，官寨自然也是奴役百姓的地方，因此从没有人提过对这里进行开发。所有旅游操作都来自农闲之外的时间。尼玛说，今年冬天闲下来时候村里准备把路整一整。如今村里有3户人家买了小面包车跑运输，从村里到县城，每人收费是10元。刚才的北斗星就是其中一家。“这个价钱并不贵。”尼玛次仁说。他习惯性地走垂直于坡面的灌木丛中的小路，这样可以省却不少时间。而且即便是初来乍到，只要随着小路两旁灌木上时断时续的风马旗走也不会迷路。

在一座座红白色漂亮的藏式民居中，一座土黄色高耸的碉楼及旁边同样破旧的国和建筑显得与众不同，这就是巴底土司官寨，除高度和已经缩小了的规模，今天它显然在周围现代民居对比下显得寒酸。土司官寨的大门很小，并没有上锁。推开紧涩的木门便看见官寨内唯一的彩色——小经堂墙上的两幅保存尚好的格萨尔壁画。两旁的房屋、走廊已经坍塌不少，土墙内露出的木梁已经严重腐烂，唯一相对完整的是寨子内的高碉，入口已经被封死，显然已经承受不了任何人的好奇心。一位老太太住在院子西边坡上的小屋子里，黑洞洞的，她跑进屋内拿出几个小果子塞在记者手里。老人说自己已经80多岁，丈夫、儿子都已死去，只剩自己一人。土司的记忆早已经模糊，这个寨子对她唯一的意义，就是可以在这几间尚未倒塌的房屋中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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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官寨:一种即将消失的历史遗迹

虽然出发前并没有抱过分乐观的态度，但一路的实际见闻还是让土司官寨的雄伟想象被粉碎。这些在文献上和被采访者口述中气派非凡的建筑物，如今在周围鲜艳的民居中显得那么破败和陈旧。对此，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杨嘉铭说，德格土司、孔撒土司、巴塘和里塘土司的房子都曾气派非凡。所有这些土司的官寨的废弃湮灭，一部分是赵尔丰改土归流的时候，被清军摧毁;一部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叛乱和土改时被毁掉了;第三个就是“文化大革命”，“来了个彻底”。

杨嘉铭有感于范围广大而且交通不变的甘孜地区，现在除了巴底、巴旺土司官寨还有一个轮廓，比较完整的只剩下石渠县洛须镇以前一个大头人的官寨。这家大头人的官寨历史并不长，但是保存相对完整，为什么独独这家的建筑完好保存至今？杨嘉铭说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原因:“因为他们家出了两个大活佛，现在都在国外。所以直到今天，这家人的官寨当地老百姓既不敢进去住，也不敢随便乱动。”

杨嘉铭前几年去洛须镇考察了这个头人的官寨，里面的雕刻非常漂亮，整体结构基本完好。杨嘉铭曾呼吁当地政府着力保存，但在日益高涨的旅游开发中，康区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遗迹之一的土司官寨，数量却已经远比大熊猫稀少。最后仅存的几处基本上消失在世纪之交。“1999年我去过德格土司官寨，当时德格著名学者泽尔多吉的女婿建国是我的学生。”杨嘉铭说，当时建国在更庆镇当镇长，杨嘉铭去找他时发现，更庆镇镇政府所在地，正是德格土司当年住的地方。“那是一个典型的藏式房子，中间是和印经院一样的天井。虽然多年没有装修和维护，但看起来还是很漂亮。”

在康区的土司中，德格土司可能是最大、地位和渊源最为悠长的家族了。德格著名学者泽尔多吉告诉说，德格土司家族曾经在更庆镇修建了新旧两个官寨。旧官寨便是后来更庆镇政府所在地，它修建于1270年，新官寨是在公元1500年左右建成。位于印经院旁边的新官寨在“文革”中的1967年1月被彻底拆除，如今却成了学校。记得在印经院楼顶曾经想到，为什么中国许多文化的毁灭那么彻底？是否因为它们不但被从物质上摧毁，也没有在芸芸众生的头脑中留住记忆？杨嘉铭没想到他看到的是老官寨最后一眼，因为第二年再去，老官寨已经不复存在。“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旅游和开发，都觉得反正土司家里也没有人了，等到建国去旅游局当了局长时，他手上却已经少了一个最好的旅游资源。我对他说你们一方面在吹捧自己，一面在毁灭自己的文化。”

曾经遍布康区的土司官寨，只剩下巴底和巴旺两处残垣断壁。一种全面的消失会彻底抹去后人的记忆，这从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毁灭者的名誉。杨嘉铭说，在如此广大的康区范围内，当年土司官寨不但完整的实体、就连一个全景的照片都很难看到了。“孙明经（上世纪30年代活跃于康区的著名摄影师）和庄学本（著名藏学家）的照片我都看过，但都是局部，没有一张官寨的全景。”杨嘉铭说，唯一可寻的是上世纪50年代西南民族大学的一位学者叶启新，“五六十年代他做了很多四川藏区的调查，写了本书叫《四川藏区的建筑》。他当时研究了很多官寨，画了很多官寨的草稿。”叶启新本人是一位建筑学家，善于画画。

杨嘉铭说自己很幸运，因为他小时候就亲眼见过当年“关外五王”之一的明政土司官寨。以研究藏族民俗文化和建筑而著名的杨嘉铭和叶启新一样也是搞建筑出身，他早年是康定建筑公司经理，本来与学术无关，1985年参与康定师专建设后弃商“上岸”，开始了藏文化研究。杨嘉铭说，小时候弟弟就和明政土司家的孩子是同学，有了这关系，他们可以随便去明政土司家玩耍。“你说他们家有多大呢？就是现在的州委州政府后面山上还有个圈子的残迹，一直延伸到气象局山上那一段，整个圈子内都是（明政土司）他们家养獐子养动物的圈，下面州政府一带则都是他们家的房子，包括住宅和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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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还没成为著名作家的马尔康中学教师阿来对家乡的土司家族和历史制度产生了浓厚兴趣。阿来是阿坝州的嘉绒藏族，从甘孜州的丹巴县沿大金川而上，仅100多公里便是他的家乡马尔康县。由于本地历史上有马尔康、卓克基、松岗和梭磨4家土司，马尔康由此得名“四土之地”。当年这些土司家族的命运都已经“尘埃落定”，但阿来却从对“四土”和土司历史的发现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当时文学界都在关注各种流派问题，我那时并不在主流文学圈。我自己考虑，文学问题是不是都可以通过文学来解决？”如今在成都一个小区的会所内，阿来回忆当年他如何试图在文学上寻找突破点，最后又如何把重心落到康区这片土地。当时在他看来，关注（地方）题材就要对（地方）历史进行充分的研究。“如果你在四川藏区研究本地历史，那么除了宗教，另一个就是土司制度。”

正如很少有人知道在四川也拥有大面积的藏区，那么更少有人了解的是，除了1918年赵尔丰败退到解放军入藏这之间短暂的一段时间外，以今天四川为主的康巴地区（实际包括四川、青海、西藏和云南三省一区的部分面积——作者注）几乎从来没有被卫藏的噶厦政府统治过。康巴地区近几百年来一直接受内地各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并被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所管理，这就是因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而被广为人知的土司制度。阿来说:“（上世纪初期）川军和西藏地方政府曾经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战争，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康区的土司很多向着川军，但是寺院却向着西藏地方政府。西藏是真正的政教合一，康巴也是政教合一，但不同的是世俗的权力超过寺庙，这一点和西藏正好相反。这世俗的权力从何而来？虽然主要是依靠各土司的实力，但名义上还都是从中央来的。名不正则言不顺。”

为什么同样是藏区，卫藏地区的主体由达赖和嘎厦政府统一领导，而在康藏地区则形成土司众多的复杂局面？阿来认为，地理因素是重要原因之一。阿来曾写过一本书叫《大地的阶梯》，在书中他把中国分为三个台阶，康区正处于第二个台阶的横断山脉，他说，正是这里河流山脉切割的地形决定了今天藏区从语言到生活各方面的多样性。在松赞干布一统整个青藏高原之前，藏族只是西藏山南雅鲁藏布江农区的农业民族。吐蕃征服苏毗王国，越过青藏高原灭掉吐谷浑，现代的藏民族开始在七八世纪形成。阿来说，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原始民族本来的多样化在削弱，比如语言，因为汉文著作中，藏区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民族和土著。而康区之所以能够在吐蕃的大一统后保持多样性，正是由于地形的分隔。“比如最有代表性的语言。康方言在甘孜一代看，至少大的要分出三四种。这个现象，第一我们可以从地理上解释，由于过去交通不便，形成很多语言区。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一个大的民族的形成，他的族源也很复杂。所以四川藏区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自然地理方面的丰富性远远超过西藏，同样康区在文化上的丰富性也远远多于西藏。比如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生活习惯。”

“城镇中的汉语只是藏区语言的孤岛，虽然这些孤岛在延伸，但是一旦你进入真正的康区乡村你就会发现你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比如你到一个县城，当你走出城外几百米，当你进入到藏族人的房子，你会发现和几百米外生活在水泥房子里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这些被割裂的人们似乎是山谷间的一个个部落，难怪康区土司众多，但绝大部分统辖的人口只有千余户左右。阿来的老家叫梭磨，就在梭磨河流过的马尔康县，那里就是一个土司众多的地方，土司领地的情况也很复杂。阿来说，梭磨土司在马尔康县只有一个乡，但是在隔壁的红原县和黑水县却有远远大得多的地盘，在青海还有飞地。虽然陆地上可能并不相连，但是只要是土司的领地，则完全受土司的控制。“按照我的观点，土司制度就是高度自治。”阿来说，“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首先你要承认你是中华的一部分，然后皇帝给你一个名号，除此之外，所有的司法和其他方面都不予干预。”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一整套“怀柔之道”其实从秦代就已经开始。大一统的思想让历代统治者无不竭力把中国领土内的各民族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范围。但由于元朝开始中国疆域日益扩大，西部、尤其是西南边疆管辖的又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和鞭长莫及的范围，中央王朝为了便于治理，便采用了诸如对少数民族领袖册封为官，“稍加约束”，使之“假我爵禄，宠以名号，易为统摄”（《明史·土司传》）。中央政府不但对当地部族首领或酋长授封官职，还规定可以世代相袭。“改土归流”后康区流行的一句“流官如水，土司如石头”，说的便是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土司的地位就像石头一样永远不会改变。

有趣的是，康区众多的土司在官职上虽有高低之分，但却互不隶属，也不以官品高低领取朝廷的俸禄。他们在各自的统辖范围内都是独立的小王国，只不过都必须由中央王朝设立、任命、罢黜和奖赏。曾经有一个比喻点明了土司相互间本来的关系:“土司之间大体好像现在的各省省长，虽然有大省小省之分，但是到中央开会地位都是平等的。”不过虽说制度如此，实际上大小土司之间的纷争，以及土司和中央王朝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却几乎从没停止过。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之一的平定大、小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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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两次征剿大、小金川的战争，最开始起因本来只是乾隆十二（1747）年大、小金川土司之间为边界纠葛产生冲突。这件本来应该由地方官员调节以稳定边疆的事情，却被四川巡抚纪山以大金川“跳梁小丑”的指责而请奏泰宁（今八美附近）协副将带兵镇压。随着土司的抵抗，中央政府逐步增兵，最后竟然形成两路大军进剿，细分为7路共3万余众。史载这场战争一直杀到“尸漂江河，血染山野”，最后却被死守碉楼的藏军所困。清军进剿2年，竟不得寸进。最后乾隆皇帝从全国增兵至8万人，向大金川实战不足3000兵力的弹丸之地发起规模浩大的进剿。但是“战碉耸立，高于中土之塔……蕃兵负固死守，碉尽碎而人不去，炮方过而人即起，主客形殊，劳逸势异，攻一碉难于克一城”。最后不得不依靠曾经统帅大金川土司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的著名将领岳钟琪前往招降，才最终“不战而胜”。“平定大、小金川的起因就是土司相互之间的地盘争夺。”阿来说，“历史上有不少土司之间的势力起伏。比如后来黑水头人实力强大了，他的实力就超过了他隶属的梭磨土司。当中央实力削弱的时候也许就没有能力管土司之间的纠纷，但当时正好碰到中央力量强大，皇帝就想管了。”

过去历史上对于乾隆皇帝平定大、小金川一直评价为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但已经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比如阿坝州的藏族学者雀丹。雀丹说，第二次征剿大、小金川的起因除了土司之间的矛盾争斗，更大原因则是乾隆试图消除当地逐渐做大的土司势力:“大小金川原本是同一家族，因为内部矛盾，官府出兵帮助小金川打大金川。后来小金川和大金川十分要好，加上大小金川和各土司开始攀亲戚，如此下去就会打破各土司之间的均势，不仅朝廷‘以蕃攻蕃’的策略难收效果，而且会出现土司结盟友好，这是封建王朝最忌的事情。乾隆皇帝鉴于这种政策的失败，决心慑以兵威，大加惩创。”

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一生引以为自豪的有十大战绩:60年内两平准噶尔，一定回部，两次征剿大、小金川，一靖台湾，降缅甸、安南各一，两次受廓尔喀之降，合称为“十全武功”。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这十全武功中，两次征剿大、小金川分别耗费白银2000万两和7000万两，而其他八大武功总共才耗军费白银6152万两！抛却这两次征讨孰是孰非、历史地位，康巴嘉绒一带地形地势之险恶、战碉防御之坚固可见一斑。雀丹说，两次征剿，清军仅千总、把总以上到大将军，死亡官员人数就高达320多名，士兵死亡人数高达数万。而报复也是极其残酷的:木果木一战清军伤亡1万有余，阿桂将军则下令屠杀小金川所降藏民。乾隆皇帝命令阿桂：“于剿平大金川时，所有抗拒蕃民兵丁，必当尽杀无赦。”“即十六岁以上男蕃均当丢弃河中淹毙，是官兵前后所诛蕃兵蕃民实不下两万人。”雀丹说，大小金川两地，当年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都被杀死。乾隆不但把两地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还把当地数千座战碉全部拆毁，并从地名上彻底消灭了大、小金川。直到200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藏区解放后，才重新恢复了大小金川的本名。

“文献资料能够帮助建立一个关于土司制度的大概架构，但是这种资料是没有细节和血肉的。”阿来说，“当时我是有意识地在了解这些东西。很多东西已经在社会生活中消失了。”在阿来还是马尔康一个年轻的中学教师时，很多土司和直接接触过他们的人都还在。一方面是他主动的接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藏族民间具有口传历史的传统。这种口传的历史大多和过去的英雄人物、上层人物密不可分。在民间口传中一些历史在延续，但也在口传中被改写、描绘而发生着不为人知的变化。即便是某些历史的细节能够还原，一个时代的气质也难以建立和想象了。解放后大小数十家土司中，既有人帮助支持解放军入藏，也有人抵抗并发动叛乱，更多人则是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浪潮中随波逐流。阿来说，文学关注的是个人的价值，而对于历史的真实，他同样从个体入手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们（土司）说今天变好了，那一定是物质生活上的。但如果从个人的感受上，如果作为一个土司，我一定觉得是变坏了，因为权力和地位已经改变。我在小说最后把傻子二少爷写死了，有些人说我很残酷。但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这些人从整体精神气质上属于另一个时代，他们的生命从不当土司的那一天就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