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城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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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筑发展概况


我国的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当西方城市科学尚处于粗放阶段，我国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业已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富有华夏文化特色的城市规划体系。其中包括城市规划理论、建设体制、规划制度及规划方法。随着社会的演进，这套体系传统不断得到革新与发展。因此，历代名城辈出，如商都“殷”、西周“洛邑”、汉“长安”、隋唐“长安”与“洛阳”、宋“东京”与“临安”、元“大都”与明“北京”等，都是当时居于世界前列的大城市。其规划之先进，城市之宏伟，影响之绚丽多姿，一直为世人所称颂。从不同时代的一些外国人士的记述中使可窥知一二。例如唐时日本僧人圆仁对当时扬州城市之赞许，元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认为杭州（南宋临安）城市之庄严秀丽，堪为世界之冠。

在原始社会漫长岁月中，人类达着依附于自然的采集经济生活，当时以家居、巢居为主要形式，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居民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人类才逐渐形成了原始群居的居民点。具有了城市的某些要素。

概括地说：我国古代城市经历了过渡阶段，即约公元前第三千世纪中叶，出现了城堡式聚落，可视为“城”之原始多型。第二个过程为奴隶社会初，即约公元前21世纪左右，诞生了正式的“城”。第三个过程为封建社会初，即约公至前5世纪左右，形成了“城市”。由城堡式聚落至正式的“城”，再进化为真正的“城市”历时千年之久。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也是我国城市规划与建设传统的继续新与发展。

在古代，城市既是奴隶主、封建主对人民进行统治的据点，也是当时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等多方面成就的集中体现，又是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及艰辛劳动的结果。我国历史上曾拥有卓越的城市建设成就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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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都重庆——依山就水巴国旧地



在我国多江河山丘的地区，地形复杂多变，城市布局多样，道路系统也往往成不规则状。依山筑城，则主要街道沿等高线展开；沿江建市，则往往形成带状城市。雾都重庆即是极有特色的“山城”。

重庆位于四川省东南（现为直辖市），是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的山城，三面环水一如半岛，形似秋叶一片，有诗云“片叶浮沉巴子国，双江襟带浮图关”，正说明了城市位置形状。

重庆于周武王灭纣时，封姬姓于“巴”为巴子国。战国秦汉时，沿江已形成背山面水的城市，以后不断向山坡发展，但自宋至清，城的范围基本未变。城垣在金碧山顶，传为蜀汉都护李严所筑。明洪武初年又修筑石城，各门均有商业码头。

早期的重庆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商业很发达；国民党政府抗战时内迁后，它成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这一时期人口猛增，至抗战胜利时，已达100万人以上。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为了安定人心，重新定重庆为“永久陪都”，编制了“陪都十年建设计划”。但此规划缺乏科学性，未能获得实施。

重庆大到规划设计，小到建筑单体设计，可以说将“因地制宜，随坡就势”的原则发挥到了极致，这是顺应环境的设计，造就了重庆极富特色的城市形象。现在的重庆，摩登的高楼大厦与古老的民居交相辉映，城市轮廓线错落有致，各城区隔江相望，城市空间丰富多彩，一派大都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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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大兴——规模宏大

隋文帝杨坚夺得北周政权后，于开皇二年在旧城东南龙首山南面选了一块“川原秀丽，卉物滋阜”的地方建造新都。先造宫城，次造皇城，最后筑外郭罗城。新都定名为大兴城。

隋大兴的总体布局，从当时统治阶级利益出发，为了使宫城、官府与民居严格分开，使朝廷与民居“不复相参”，在布局上把宫城放在居中偏北。南面为皇城，其中集中设置了中央集权的官府衙门，官办作坊和仓库、禁卫部队等，皇城三面用居住里坊包围。

大兴城的规划大体上仿照汉、晋至北魏时所遗留的洛阳城，故其规模尺度、城市轮廓、布局形式、坊市布置都和洛阳很相似。但大兴是新建城市，因此比洛阳更为规整，更为理想化。

大兴城东西18里115步，南北15里175步，城内除中轴线北端的皇城与宫城外，划分109个里坊和二个市，东为都会市（唐东市），西为利人市（唐西市），每个坊都有名称。城内道路宽而直，宫城与皇城间的横街宽200米，皇城前直街宽150米，其他街道最窄的也有25米。全城形成规整的棋盘式布局。

为了都城各项物品的供应和满足宫苑用水，开皇三年在城西侧开挖永安渠和清明渠，直通宫城与禁苑。又开龙首渠旨三产河水至苑内，并于开皇四年由大兴城东凿300余里至潼关，引渭水注入渠中，使漕运通黄河而不经渭水，名为广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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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长安——七星伴月


汉长安是在秦咸阳原有离宫——兴乐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后汉高祖又建造了未央宫，作为西汉长安的主要宫殿。惠帝以后，由兴乐宫改成的长乐宫供太后居住。长安的城墙则到汉惠帝五年才修建起来。汉武帝时，在长安大兴国和，建桂宫、明光宫、建章宫及园囿、明堂、坛庙等建筑，使长安的建设达到极盛时期。

由于长安城是利用原有基础逐步扩建的，而且北面靠近渭水，所以城市布局并不规则，未央宫偏于西南侧，正门向北，形成一条轴线。大臣的甲第区在北厥外；大街东西还分布着9个市场；未央宫东厥外是武库和长乐宫。北侧靠近渭水地势较底处，布置着北宫、桂宫、明光宫以及市场和居民的闾里。

长安城每面都有三座门，其中东面靠北的宣平门是通往东都洛阳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一带居民稠密。向北经横桥去渭北的横门，正对未央宫正门，又是去渭北各地的咽喉，所以街市特别热闹。

汉长安的另一特点是在东南与北面郊区设置了7座城市——陵邑，所谓“七星伴月”，这些陵邑都是从各地强制迁移富豪之家来此居住，用以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长安城的街道有“八街”“九陌”的记载，现经考古探明，同向城门的8条主干道既是“八街”，这些街都分成了股道，用排水沟分开，中间为皇帝专用的御道——驰道，其它人即使是太子也不能使用。街两旁植树，街道排水沟通至城门，以涵洞排泄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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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扬州——雄富冠世的淮左名都



扬州是典型的因运河而发展起来的商业中心城市。

扬州早在唐代就是国内最大的商业中心城之一，规模很大。可以说开凿大运河是扬州发展的主要原因。历经后周、南宋、元等朝代的改造修筑，形成了明代扬州城（今之旧城）。

明代因商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在旧城与运河沿岸已形成商业中心。扬州又是江南丝绸集中地，通过扬州经过大运河供应北方的统治中心。明以后又是淮盐的集中地。清初进一步开放私人晒盐及贩盐，扬州成为盐商集中地。城内为地主及富商的奢侈生活提供服务的各种行业很多，使城市形成畸形的繁荣。

运河从城东及城南流过，这一带就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区。在小东门、钞关、东关街、河下街一带最为繁荣，集中着码头、堆栈、旅店、饭店等。大商人也多在这一带居住，建有许多大型的庭院式住宅。住宅多附有私家园林，有些保存至今：如个园、何园、片石山房等。这些园林是按传统的园林艺术手法建造，以假山、水池、花木取胜，因扬州地处南北要道，所以园林艺术也融合了南北不同的风格，故与江南园林有所区别。

由于当时知识分子很集中，因此扬州也是一个文化中心。绘画、书法等都自成一派。

扬州的居住区，由许多庭堂式的民居组成，多成长条形。住宅内部的布置因大门的朝向不同而各异，旧城区道路仍以十字形干道为主，形成方格网道路系统。新城区道路系统则成不规则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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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咸阳－离宫别馆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力改革政治、经济、文化、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文字。这些措施对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与六国技术成就，在咸阳修筑都城、宫殿、陵墓。历史著名的阿房宫、骊山陵，至今遗址犹存。

秦始皇时咸阳城进行不断扩建，据记载，他每灭亡一个国家，就在咸阳附近按各国宫殿图样建造一处宫殿（即六国宫）。统一六国后，为防止叛乱，又将各国富户集中在咸阳。原有城市容纳不下，就在渭水南岸新建阿房宫。阿房宫规模宏大，穷奢极侈。

秦都咸阳的布局是有独创性的，它摒弃了传统的城郭制度，在渭水南北范围广阔的地区建造了许多离宫，“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木衣绨锈，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三辅旧事》）。反映了秦始皇穷奢极欲的状况。

秦人借驰道，复道等将咸阳周围二百里内大批宫馆联成一个有机整体，摹拟天体星象，环卫在咸阳城外围，更加显示“天极”咸阳宫的广阔基础，也突出了它的尊严。秦人又推行不建外廊的革新措施，采取宫自为城，依山川险阻为环卫，使咸阳更增添了辽阔无垠的雄伟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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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济南—一城山色半城湖



济南为黄河下游古老的城市之一，公元307年（晋永嘉年间）以来，一直是山东地区的封建统治中心。明洪武元年山东行中书省即建于此。1666年（清康熙五年）山东巡抚以明代旧德王府为基础建巡抚衙门，并以此为中心扩建城市。东西门不正对，南北轴线止于城墙，不与南门直通，布政司在西，按察司在东，道、府、县、盐运使等衙署和庙宇布置在围绕中心的地区，城垣方正，与中国一般典型的封建府城一样。

著名作家老舍曾数次在笔下对济南进行细致描写，如：“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流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儿。你的幻象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终年给您预备着的”（济南的秋天）。以上是对济南城市环境的最好描写。

可以用“一城山色半城湖”来形容济南的美。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小山，将济南围了个圈。这一圈小山似将济南放在一个摇蓝里。而济南的水，又有哪些地方能比得上。有泉——到处是泉，也有河、有湖。水都是那样清。而大明湖夏日的莲花与城河的绿柳同样出名。

自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商埠区、洋楼街逐渐改变了济南的城市面貌，使之由一个封建古城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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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苏州——水网成街江南古城



江南水网地区以水运为主，街道房屋两岸布置，故小市镇常沿河展开成带状，大市镇因十字形、井字形交叉河道而成块状。著名的古城苏州，城内河道纵横，可称是水乡地区城市布局的典型。该城始建于春秋末年吴王阖闾时（公元前514年），秦汉以后，城址基本上保持沿用下来。根据考古发掘及文献记载，可知城墙位置与河道系统是唐以前就形成的。

唐时，由于城内河道密布，桥也特别多，在白居易和刘禹锡作苏州刺史时，苏州桥数在390座和370座之间。城门则有水陆各8座，每面各有2座，至今城西南角盘门尚留水、陆城门遗址。白居易诗：“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处处楼前飘吹管，家家门外泊舟舫。” 描述了唐时这座水乡城市的风貌。南宋时苏州称平江，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很重要的城市。

苏州现在还保存着绍定二年该平江图碑，这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地图，相当准确地表现了南宋时苏州城的平面布置：城内有主要河道组成通向城门的干河，由此分出许多支河，通向各居住街巷，傍河两岸是街道市肆与住房，环绕城墙内外各有一道城濠，既是交通环道，又是双层护城河。全城河道形成一个交通网和排水系统。城内中部偏南为府治和平江军所在的子城，城北部分是街市和居民区，其中以子城西北乐桥一带最为热闹。

苏州以河道作为城市骨架，既满足了城市功能，又平添了几许特色。加之江南特有的人文气息，使这座水网成街的江南古城充满了水乡文化的传统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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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东京——繁华拥挤



隋唐以后江南经济日益发展，五代时已较少战争破坏，因此，历任朝代政权都要依靠南方的粮食和物资供应。地处江南和洛阳之间水陆交通要冲的汴州，唐时逐渐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五代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均在此建都。

后周时，汴梁已是人多地窄，拥挤不堪。因此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在原汴州城四周向外扩大数里，加筑外城，并将旧城内街道拓宽至50步、30步以下和25步以下数种。

赵匡胤以兵变夺权建立宋朝后，仍利用后周汴梁建都。宋神宗年间重修外城，加筑瓮城和敌楼，宋微宗政和六年，又将外城向南扩展里许，以添筑官府和军营。

宋东京的改建，扩建规划是很杰出的，主要力量没有放在宫室的修建上，也未受旧的规划的束傅，而是着重解决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如改善交通系统、扩大城市用地，疏通交通河道，注重防火和城市卫生及绿化等，适应了生产及生活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与以往的都城规划有很大的不同。

宋东京的平面布局为三套城墙，平面形状为不十分方正规则的矩形，中心为皇城，第二重为里城，最外城为外城。里城及外城均有宽阔的城壕。

宋东京（开封）历史上就是一个商业都会，是在原址上扩建发展的，因此与一些完全由于军事及政治要求而新建的都城不同。城市平面不十分方正规则，道路系统也有一定的自发倾向，且不划分坊里。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市民阶层的抬头。其规划布局也对以后的都城规划影响很大，如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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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里坊中正

前述隋大兴城是唐长安城发展的基础，唐代虽基本沿用了隋的城市布局，但主要宫殿向东北移至大明宫。因此朝臣、权贵Z都集中到东城，使城市重心偏于一边，这是它的特点。

长安城的市集中于东西两市，西市有许多外国“胡商”和各种行店，是国际贸易的集中点。东市则有120行商店和作坊。

长安城采用严格的里坊制，全城划分为108个坊，里坊大小不一：小坊约1里见方，和传统尺度相似；大坊则成倍于小坊。坊的四周筑高厚的坊墙，有的坊设2门，有的设4门。坊内有宽约15米的东西横街或十字街，再以十字小巷将全坊分成16个地块，由此通向各户，坊里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长安城的规划继承了古代城市规划的传统，平面布局方正规则，每面开三门，皇城左右有祖庙及社稷，与《周礼考工记》中的布局接近。

城市布局上“宫殿与民居不相参”的意图十分明显，采用严格的里坊制，这些都与当时统治阶级对人民的严格管制与防范有关。

唐长安历经几次大规模的修建，人口逐渐增加，总人口近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唐长安的规划也对其他都城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等。

               
                 
        

        
古都西安——平敞方正的帝王遗风



明清时期的西安系以唐长安城之皇城为基础改造而成的。明太祖洪武二年，进军奉元路，即改安西为西安府。从此，出现了西安这个地名。洪武七年开始修建西安城桓，将唐时“新城”向东、向北加以扩展。扩建后西安城周长达11.9公里，辟有四座城门，城门均建有城楼。清代在城东北隅加建满城，置八旗驻军营房，以为军事指挥中心。清时甘陕总督，陕西巡抚均治西安。因此西安不仅是陕西省的省会，而且又是西北区域的政治军事中心。

西安的城市布局是北方平原地带城市的典型代表，城市力求方整规则，道路宽敞笔直，颇具汉唐长安的帝王遗风。城中心设钟楼、鼓楼。明西安的面积与唐长安皇城废址约略相等，城内十字街以钟楼为中心，四面通向城门，城门外又各有关城一座。现存西安的钟、鼓楼均为明代遗物。

由以上简介可知，西安这座重在作为一方政治军事中心的省会城，其规划格局的确与同时代一般省会省城规划重在发展经济有所不同，虽城市之总体布局仍继承传统的城廓分工规划体制，但终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未能完成环套的外廓，仅于四门各置关厢，以供有限的经济活动需求。由此可以看出明清统治者对西北地区的经营方针，客观上也反映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