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什么是天理呢?程颐说:“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也就是说,“天理”是关于宇宙、人生和自然界的必然规律。他们研究这必然规律不是为了改造自然和社会,而是为了论证现存的人间的道德和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所以近代以来他们受到了普遍的批评。
再说禁欲主义的行为规范。西方较早的教父哲学家奥里根(Origenes,约185-约254)提倡遵从《圣经》的教导 ,“为了天国的缘故而自阉”;他还真的自行割术,以示对基督教道德律令的绝对归依。 在中国,理学家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从此开始,灭人欲、窒欲、禁欲成了中国教育的最主要的特色。为了实现道德的目的,理学家、神学家都无视人的正当的欲求和必要的生存条件,像程颐就可以说出寡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样灭绝人性、荒谬至极的话来。 在这道德至上、伦理绝对的时期内,教育中所提倡的行为规范拘谨而又烦琐,这点可从朱熹的《小学须知》、本尼狄克的《本尼狄克规程》中看到。至于在实践中道德训练的无效,芸芸众生在道德教化之下所表现出来的虚伪、残忍和丑恶,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不管基于什么样的人性假设和社会认知,我们都不否认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也不否认这一时期教育也有它进步的方面。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开始。在中国,公元960年是北宋立国的纪念,自宋朝开始,过去的种族、种姓制度被彻底粉碎了,社会结构发生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从土地制度来说,一开始就奉行“本朝不抑兼并”的国策;从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来说,科举制在宋初得到强化,读书士子真正享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性。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如在北宋就有四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到了元朝,连“野蛮”的蒙古人都想做到“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呢 。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宣称: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基督教统治了全欧洲,在各国都普遍设立了教区,开办教区学校,即使是在终年大雪封山的高原地带或者虎狼出没的原始森林中,有人的地方,都少不了牧师的教化。换一个角度讲,谁能说这一时期教育就没有一点进展呢?
遗憾的是封建等级制度本身就注定了道德教育的无效。这还算是小事,道德训练主义的真正的弊端还在于它极大地摧毁了国家、民族的生机和活力。北宋以后,中国人在开拓封疆方面,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创新发明方面都明显地倒退了。至于欧洲,用恩格斯话就是:“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中世纪的欧洲,除了罗马帝国的废墟之外,就只剩下基督教和它所提倡的道德了。
3.教育发展的近现代时期。这是教育得到最大规模发展的时期,而其精神实质则是教育发展的民主主义(democracy)时期。当然旗号不是单一的,最初它采取的是复古主义、民族主义的形式,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运动就是如此。
反对基督教的知识观和禁欲主义,在西方可以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说起,但是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真正清算基督教的教育,则是从1762年开始的。这一年,卢梭的《爱弥尔》发表,提出了一整套反对基督教、提倡自然主义的教育思想。同一年,法国议会检查官拉•夏洛泰(La Chalotais,1701-1785)发表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国民教育论》,断言“僧侣制度”的罪恶浸染了整个法国教育,要求用世俗的教育制度取代耶稣会派的教育制度,把培养理想的国民作为教育的当然目的。“法国民族需要一种只依靠国家的教育”。每个民族都有教育自己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办学乃是天经地义的事。 拉•夏洛泰并且实际充当了在法国驱逐耶稣会的群众运动的领导人。
因此,国民主义时期的教育在欧洲,它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教育的世俗化。这里说的世俗化表现在非宗教、非道德、非政治三个方面。教育不再是为了上帝,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受教育者的个人幸福。不过,从学校中排除牧师和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有很大的困难,运动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它的最终实现是20世纪的事情。至于非道德,批判旧的道德学说,则是启蒙运动的重中之重了。卜迦丘、拉伯雷对基督教伦理道德的嘲讽,谭嗣同、鲁迅对封建纲常义理的批驳,都是这方面的最佳例证。至于非政治,强调教育在政党、政府面前的独立性,则可以从法国大革命以后颁布的《康多塞法案》中看得明明白白。它提出公共教育的“自由性”原则,主张教育独立存在,“政府无论任何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具有把政府的意见作为真理去进行教授的权利。” 我国近代有蔡元培力主“教育独立”,可惜他面对的是一批接一批的军阀,未能实施。
资本主义各国的国民主义的教育还可以再具体划分为两个阶段:1870年之前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1871年之后的帝国主义时期。国民主义时期教育的第二个特征是和帝国主义一同来临的,这就是普及义务教育的实现。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容有异议;但是资本主义各国是在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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