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2016年第21---24期，【半月评论】

佳人策

《半月谈》2008年第21期【半月评论】因地制宜走科学发展之路

     在今日的中国，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已经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也有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紧接而来的就是，如何真正把科学发展的要求体现在发展实践中的问题。把握发展规律，总结发展经验，顺应发展要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明确的。这就是：因地制宜，走科学发展之路。


    ———因地制宜，走科学发展之路，这是遵循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不同的发展环境需要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发展任务需要不同的发展办法，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发展策略。所有这一系列不同，都说明发展是有规律的。不尊重发展规律不仅不可能实现发展，还会遭到发展的报复。科学发展要求以人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要求统筹兼顾，要求又好又快。这要求对我国任何地区的任何发展来说，都是同一的，但对各地区来说，实现这同一要求的路径与方式不能、也不可能是同一的。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条件差别很大，发展水平悬殊。而不同发展程度面临的问题、任务肯定是不同的。如果一刀切，清一色，齐步走，指望用一个办法解决全部问题，用一个模子去实现所有发展，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像东部地区近年来土地、环境、资源越来越紧张，劳动力成本增加，一些低水平的制造业效益越来越低。他们走科学发展之路，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下决心放弃一些虽还能继续创造利税但越来越得不偿失的低水平企业，提高产业结构水平，在引进高科技、创新型企业上下工夫；中部西部地区则应抓住这一契机大量吸纳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中如何转变政府职能，营造投资环境，大量吸纳东部企业的转移恐怕是中西部地区走科学发展之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这种“东放西取”的行为，我们不仅不反对，还认为是实事求是坚持科学发展的做法，原因就在于这是对产业梯度转移客观规律的尊重。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汲取东部地区已有教训，不重走东部地区的弯路，在高水平、高起点上承接产业转移，同样是坚持科学发展，对产业在转移中实现提升这一发展规律的尊重。



———因地制宜，走科学发展之路，这是检视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


    其实这些年来，我国很多地区已经因地制宜，走出了适合本地区、本部门科学发展的好路子。去年以来，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全国18个地区进行调研。结果表明，这18个地方之所以能取得突出的科学发展的成果，就在于所走的发展路子都有各自鲜明特色。他们有的率先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有的发挥后发优势、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快速崛起，还有的发扬艰苦奋斗精神、通过埋头苦干实现脱贫致富，也有的以新型工业化道路突出重围、实现经济振兴等等。我们仅举两个例子：



     浙江省温州市，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以市场取向改革激活发展动力，以促进就业推动全民创业，以商贸兴盛带动工业繁荣，以产业集聚支撑城镇崛起，以构建营销网络创新经济业态，以差异化经营打造品牌经济，以文化创新推动实践创新，从贫穷落后的海港小城发展成为富裕发达的沿海大市，形成了独特的温州发展模式。


    山东省寿光市，发挥初始的农业比较优势，由农业起步，创新农业生产方式，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提升经济，靠农业富民，靠工业强市，实现工农互助、城乡互动、工业和农业共同繁荣、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


    上述两地的做法可以说是迥然不同，但说明的就是一个道理，反映的就是一个事实，这就是科学发展可以通过因地制宜来实现，科学发展也只能通过因地制宜来实现。


    ———因地制宜，走科学发展之路，这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现在全党正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中央提出这次活动关键在于突出实践特色。如何突出，就是要动脑筋、想办法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在发展的实践中。人云亦云，照抄照搬是对实践科学发展观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偷懒的行为。我们鼓励党员干部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把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因地制宜地体现出来。   


    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是看把中央文件的条文背得有多清楚不拗口，也不是看对典型地区的做法模仿得有多逼真不走样，而是看是否真正吃透了本地区的特有情况，找准了本地区的特殊问题，用足了本地区的特别优势，顺应了本地区的特定需要。而所有这些“特”，同样需要因地制宜去实现、去解决。     


    所以，能否因地制宜走科学发展之路，是检验党员干部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是否真正动了脑筋、真正见实效的试金石。
半月谈》2008年第22期【半月评论】坚定信心保增长
        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出现大起大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实现这个目标，是贯彻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和基本保障，既是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


        中央审时度势，见势早，行事快，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最近又决定对宏观调控作出重大调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内安排4万亿元强力启动内需,这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和保持长远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实施这些措施，总的要求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快”就是要迅速出手，争分夺秒，不可贻误时机。


        按惯例，如此重大的宏观调控政策调整，都是在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公布。然而，形势发展变化很快，中央关于保经济增长的一揽子措施必须尽快公布实施。目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进一步加深，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而中国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加上中国经济自身也客观上面临着周期性调整，这些因素叠加，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


        一段时间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位密集召开会议，频出配套政策，提振经济，给人信心。在这个关键点上，最大限度争取主动，对明年乃至今后更长时间内稳定发展至为重要。中央果断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更大力度的调控，采取更大力度启动内需的政策，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及时的。


       “重”就是要实施坚决有力的措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增速过快下滑趋势。


        我们应清醒的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将不断加深，外需持续减弱，我国作为一个世界贸易大国受到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国内经济运行中一些矛盾和问题会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难度加大，需要我们采取及时、有效的举措加以应对。


         综观中央出台的10项措施，安排的工作涉及民生、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灾后重建等方面，两年多时间约需投资4万亿元。这是一个最直接、见效快的方案和手段。据铁道部估算，仅明年计划的6000亿元铁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就可达到1.5个百分点。如次集中、大规模，以政府投资作引导和示范，无疑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一记重拳，向世界发出应对挑战、战胜困难、力保增长的强烈信号。


      “准”就是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加快扩大投资的同时，还必须在好中求快，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做到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要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上述7个建设重点，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重要领域。加快和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入，对于改善民生、拉动消费、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都具有重大意义。


      “实”就是要抓好落实。


        抓好落实需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对国内外经济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以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
抓好落实还要加强协调。把中央确定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尽快落实到位，建立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形成合力，加强督查，切实抓出成效。要加强投资项目和资金的监督管理，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保证资金用好，发挥效益。


        抓好落实更要转变工作作风，真抓实干。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敏锐地发现和把握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关注热点、难点问题，及时研究解决。


        今年以来，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国际金融危机，三是初级产品价格剧烈波动,这些困难因素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有良好的体制基础和强大的物质基础，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发展空间和发展活力，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


       “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这是温家宝总理对美国经济金融界知名人士所说的一句坚定有力的话。实践终将证明，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战胜面临的困难。
半月谈》2008年第23期【半月评论】坚定信心保增长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时指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把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这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扩张性经济政策确定了基调，也可以说是针对实践工作中一些苗头及人们所持疑问的一种回应。


11月初，因应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显现的形势，中央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启动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此举获得国际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在为中央的果断决策、重拳出击感到振奋的同时，也有人表示担心，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会否引发新一轮投资“大跃进”——特别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尽管中央制定的“十项措施”已经给出鲜明的信号——除了投资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外，4万亿元资金将更多地投向住房、“三农”、社会事业、环境保护等关涉民生的领域；在产业结构方面，也明确地提出要“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但是我们看到，在各地方政府随后跟进公布的庞大投资计划（据称已达18万亿元之巨）中，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偏重于大型基建项目和重化工业项目的倾向。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些项目往往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可以较快地、大幅度地拉动经济增长。


如何处理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保增长是否意味着要搁置或者放弃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必须注意到，本轮旨在刺激经济增长、采取扩张性政策的宏观调控，虽然其内在动因与1998年相似，都是为了防止国内经济在强烈的外部冲击下出现过快下滑，但政策内涵及着力点却有了很大不同。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正是在这十年期间，执政党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执政党在总结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世所罕见的高增长，最近十年更是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然而，这种高增长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增强了国家实力的同时，也积累下诸多矛盾和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以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为依托、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事实越来越证明了它的难以为继。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要改变这种粗放型、低水平的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当中，受冲击最严重、经营状况最困难的，正是那些技术和管理水平粗放、低端、落后的行业和企业。因此，在实行刺激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坚定地进行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促成发展方式的转变。决不能为了保增长而“饮鸩止渴”，把那些已经或准备淘汰的落后产能再重新扶持上马。要严防一些地方不顾其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市场条件等乱上项目。


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促转型之间，非但不是对立的关系，还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长的回落，为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和有利的空间；另一方面，结构调整是为给未来的长远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动力。可以说，保增长、扩内需是“治标”，是短期目标；调结构、促转型是“治本”，是长期目标，只有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能事半功倍。


需要说明的是，结构调整并不单指产业结构，还应涵盖更广义的经济结构。当前尤其要注意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重投资，轻消费”，两者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最近五年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中央此次的4万亿投资政策中，格外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目的就在于以此促进消费。假如消费长期乏力，很可能会导致投资“踩空”，形成产能过剩；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及消费品质的提升，则可以反过来拉动投资，并对投资的方向构成“倒逼”，驱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


总之，扩大内需的政策内涵绝不仅仅是强力投资，而增加投资也绝不能只盯住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促进消费理应成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内容。在这方面，预计中央还会有更多的后续政策出台。这就要求各地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确保政策不掺水、不走样。


胡锦涛同志不久前总结了我国发展突出面临的“四个压力”，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压力；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更为迫切的压力。这一判断反映了中央对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把握。


我们认为，这些压力完全有可能转化成为市场和企业自主调整的动力。作为各级政府，应当审时度势，顺势而为，通过准确、得力的政策引导，与市场形成合力。果能如此，我们将迎来一个以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为亮点的“新增长时代”。

半月谈》2008年第24期 【半月评论】 越困难越需要科学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


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从近来不断传出的“坏消息”中可窥管豹：11月，外贸进出口同比下降9％，8年来首次负增长：工业增加值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1．9个百分点，创2002年3月以来新低。越来越多的工厂减产、停产，部分农民工提前返乡，一些商场、饭店开始门庭冷落，麦当劳、沃尔玛开始大幅度打折，通缩风险加剧。


实际上，应对当前经济中的一系列挑战．犹如面对一个变动的超级大系统，需要调理的因素太多：国际的与国内的、经济的与社会的、速度的与质量的、行政的与市场的、创新的与守成的……方方面面，此端彼端。错综复杂。


如何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关系千万重．抽丝乱茧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在实现保增长目标的努力中．要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尤其要把握好几个重大问题：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进一步增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能力：坚持保持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效益相统一，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坚持推进结构升级和扶持就业创业相协调，进一步增强经济竞争优势和吸纳就业能力：坚持推进金融创新和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进一步发挥金融对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坚持加强政府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促进。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内在活力。


处理好这五重关系的实质．就是要解决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相统一的问题。在全球金融海啸给中国经济带来明显冲击、且影响仍在持续的背景下，处理好这个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客观地说，当前我们面临双重压力：要危中求“机”，既面临发展速度的压力，又有科学发展的压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当务之急．提高发展质量也是当务之急。“五个坚持”归结到一点，就是传达了坚持科学发展的强烈信号，即无论遇到怎样的挑战，无论面对怎样的压力．“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不能偏离。既要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更要树立科学发展的信心。


指导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行动指南和实践标准是科学发展观．检验治理各种“关系”的成果应当是也只能是发展是否可持续、社会是否更和谐。当前情势之下，如何乱茧抽丝?答案恐怕不能偏离“在改革中发展”。


从行政层面来讲，要减少行政干预，提高行政效能，加强公共服务。政府抓经济建设的着力点应该在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不是自身成为经济主体。当前，全国各地共计10多万亿元的投资正在酝酿中．这种花钱的时候，政府最需警醒：你不是经济主体，市场主体做的事不能越俎代庖。


当前，政府最要做的事是加速转型为服务型政府：一方面，提高行政效能，更好地为经济体服务；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譬如促进分配公平、加强公共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完善低收入群众以及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等，为民生服务。


从经济层面来讲，要转变发展方式。政府必须思考，如何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GDP与民生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地追求速度与规模．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抓改革、促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将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具体而言就是：进一步增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能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增强经济竞争优势和吸纳就业能力；同时发挥金融对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以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内在活力。


在处理各种关系中，当前最需提防的是：不能吹更大的泡沫来化解、掩盖当前的泡沫。格林斯潘当年为刺激消费，不断降低利率，刺激房地产消费、投资，有钱无钱都能买房，信用泛滥，信心“爆棚”，而一帮金融家们乘机放大信用杠杆，将贷款衍生再衍生，其结果，次贷危机最终爆发。难逃厄运。任何透支未来都有连本带息偿还的一天。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高于一切。

佳人策

半月谈》2009年第1期 【半月评论】 转型升级是出口解困的根本途径

2009-02-05 12:52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出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在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中国出口增长速度逐月回落，2008年11月出现十年来首次负增长，增长率降到一2-2％。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中国出口如何应对？一方面，政企携手，共度时艰，千方百计保持出口稳定增长，保持我国出口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充分利用金融危机中蕴藏的机遇，推进出口的转型升级。
       目前，外部需求迅速萎缩，个别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我国出口企业普遍出现了利润降低、订单减少、企业倒闭等现象。但是，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生产调整灵活性较强的企业，反而抓住了竞争对手纷纷陷入困境的机遇，扩大了市场份额，取得了良好的出口增长业绩。因此，要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关键是要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根本途径是加快出口转型升级。
        出口转型升级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这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地位。为此，需要不断加大研发力度，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同时，积极延伸服务价值链，发展物流、营销、金融服务等高附加价值的服务活动，逐步建立起由中国企业掌控的全球销售网络。二是要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不断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清洁生产、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三是要充分发挥出口对扩大就业的积极作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同时，要优化出口的区域布局，不断开拓和培育新兴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五个关系。
       ——处理好保出口与促升级的关系。在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要处理好保出口与出口转型升级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利用当前的金融危机，淘汰落后的出口生产能力。加速一些出口企业的破产倒闭。但是，我国出口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如果听任出口企业倒闭，就会带来大量的失业，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在困难的形势下。要把帮助出口企业渡过难关放在首位。企业要先生存，才能图发展。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有效引导有利于确定出口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加快转型升级的进程。但政府引导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因势利导，而非一厢情愿，更不可越俎代庖。综观其他新兴经济体出口转型升级，其动力主要来源于虚产要素成本的抬升，市场压力转化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为高附加价值的出口产业活动创造适宜的环境；建设共用的研发平台，保护知识产权，为研发成果的产业化提供金融平台；改进通关便利化，完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适应高端产业活动的要求；改善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完善外汇管理体制，为本土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提供便利与支持。
       ——处理好转型升级与转移的关系。我国出口产业在布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优化出口产业的布局是转型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出口产业布局调整同样要尊重市场规律，对于具有“大进大出”特点的加工贸易，引导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难以满足其对物流的要求，因此可能事倍功半。加工贸易布局的优化，主要应着眼于在沿海地区的优化布局，即引导加工贸易活动从珠三角向广东东西两翼地区、北部湾地区转移，从长三角向苏北鲁南地区转移。
       ——处理好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的关系。外商投资企业超过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这是过去30年我国大力吸引劳动密集的出口导向型外资政策的结果。外资企业对于扩大出口、解决就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在研发决策方面受制于其母公司的战略。其品牌和国外销售渠道更操控于其母公司，要发展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由中国企业控制的国际销售渠道，必须依赖本土的跨国公司。因此，扶持本土的跨国公司，对于出口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要鼓励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配套、合作与竞争，不断提升内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支持内资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着力培育本土跨国公司。
       ——处理好海外并购与出口转型升级的关系。获取国际品牌、海外销售渠道，是出口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但是，靠我国在境外新建销售渠道和培育国际品牌，难度大、耗时长。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令不少国外企业经营困难，股价大幅缩水，这为我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国际品牌和销售渠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国家可以有选择地放松对外投资的管制，建立海外并购基金，加大对出口企业海外并购的融资支持力度，帮助我国企业不失时机地并购海外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加快出口转型升级的进程。

半月谈》2009年第2期 【半月评论】 农民工返乡：从挑战中寻找机遇

2009-02-05 13:13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加深，沿海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用工需求减少，加上春节临近，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开始集中返乡，给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情况和新问题。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大量农民工集中返乡，是一种现实挑战，但其中也有机遇。
        ——从产业梯度转移的一般规律看，农民工返乡对满足内地企业用工需求创造了机遇。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劳动力的流向与产业转移密切相关。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沿海地区一批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继兴起，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加速向东南沿海转移。
       近年，受土地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沿海地区酝酿新一轮产业升级，为拓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一批生产成本高的资源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大举内迁，用工需求明显增加，中西部地区一度遭遇前所未有的“用工荒”。
        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性、阶段性规律和趋势。可以预见，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波动势必再次推动国际分工体系调整和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沿海地区产业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用工需求自然递增，农民工返乡正好补缺。
       ——从“三农”发展状况来看，农民工返乡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机遇。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破解“三农”问题需要政策、资金、技术，但从根本上说人才最为重要。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近年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大量外流，有知识、懂管理、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缺乏，直接制约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
       如今，中西部一些地方因劳动力素质降低，耕作粗放，“省事田”、“懒人田”并不鲜见，极大阻碍了农业科技进步；一些地方因劳动力存量不足，或耕地撂荒，或双季稻改单季稻，宝贵土地资源的效益未得以充分发挥；一些地方因高素质劳动力短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缓慢。
       在国家强力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农民工返乡有助于挖掘农村内部的增长潜力，有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来看，农民工返乡为推进农民自主创业，推动地方小城镇建设，进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带来了机遇。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需要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而提高农民素质，鼓励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是一条可行之路。多年来，一部分农民工走出土地、走进城市、走向市场，积累了一些资金，学到了一些管理知识，掌握了一些生产技术。他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转变了观念。各地既要看到返乡农民工增加了当地就业压力，同时也要看到返乡农民工为家乡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
       当前中央启动扩大内需战略，大量投资投向农村教育卫生社会事业，投向公路、电网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方兴未艾，小城镇建设力度加大，这一战略的实施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地方政府有的放矢地引导他们就业与创业，必将带动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回流，必将进一步推动地方小城镇建设，必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
       农民工集中返乡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新情况，农民工就业直接关系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其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不言而喻，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各地应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培训机会，广开就业门路；鼓励扶持创业，拓展就业空间；引导农业开发，做好“山水文章”。
       总之，只要我们认识到位，措施到位，因势利导，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就一定能够从挑战中抓住农民工返乡的机遇，并将其转化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半月谈2009年第3期
　　承德扶贫模式的启示
　　王永前
　　“中国式扶贫”这艘巨轮驶至今日，取得了骄人成就。然而，扶贫步入最后攻坚“关口”，阻力陡增，难度加大。一是剩余的绝对贫困人口分布更散，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社会发展程度极低，新一轮扶贫攻坚战无疑是场硬仗；二是刚刚脱贫的群体自我发展能力尚弱，稍有闪失便有“返贫”之虞。在这一大背景下，河北省承德市趟出的以转移培训农村贫困劳动力为特色的扶贫新路，颇具现实启迪意义。
　　其一，在“造血”上下大气力。众所周知，我国采取的是“输血”和“造血”相结合的扶贫模式。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输血”容易“造血”难，有的扶贫就是给钱给物、临时救济，无法彻底铲除贫困根源。
　　承德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转移培训作为“脱贫产业”、“朝阳产业”和“富民产业”来抓，智力扶贫、技术扶贫、信息扶贫多管齐下，变单纯“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不掏钱就上学，培训完能就业”，承德市通过培训农民、输出农民，实现了“脱困一批，稳定一批，带动一批”的最终目标，形成了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
　　其二，让贫困农民自己做主。贫困农民需要资金、技术的扶持，更渴求获取改变自身命运的决策权。过去我们搞扶贫开发，往往是政府部门指定项目，干部指挥甚至强迫农民去干，非但效果难如人意，部分农民还会误认为扶贫就是政府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
　　承德扶贫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扶贫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搞“一厢情愿”，更不搞“拉郎配”。其实，干什么，学什么，老百姓心里最清楚。多年外出打工的经历使贫困农民都有学习技能、提高本领的期盼。正如该市平泉县的姜氏兄弟所讲：当保安是青春饭，趁年轻我们想学点技术。而农民最放心不下的“培训后能否就业”的疑虑，也在当地政府的庄重承诺和具体实践中悄然消释。
　　其三，瞄准市场下“订单”。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探索“招工扶贫”、“劳务输出”等扶贫模式，然而却不乏种种尴尬：人培训了，却输不出去；输出去了，却找不到“饭碗”。失败的教训提醒我们，培训内容若不与市场对接，学员素质若达不到用工要求，“招工扶贫”、“劳务输出”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看到，承德市解决贫困农民就业的制胜法宝是“订单培训”，培训机构设有市场部，专门负责在劳动力市场上跑“订单”，只有接到“订单”并接受政府审核后方能招生。显然，“订单培训”对培训机构形成了“倒逼机制”，逼迫他们根据市场需求取舍专业，修正教学课程和教学模式。实践证明，这种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培训模式创出了品牌，赢得了市场，取得“走出去，有收入，留得住”的显著成效。
　　其四，吸引社会参与获“双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是“中国式扶贫”最大的特色。承德市在扶贫进程中恰好借助社会“这只手”搭建起培训平台，既解决了师资、场所等诸多问题，又为职业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无论是培训资金的拨付还是订单质量的审核，政府部门都对培训机构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如对那些不具技能含量、不需要培训的农民也能干的活，再大的订单也要坚决顶回去；对招不到学员的技校，即使被列为培训基地，政府也分毫不拨培训资金。这些做法迫使技校主动对接市场、开拓市场，真正变成转化农民、服务“三农”的基地。
　　其五，打造就业保障长效机制。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仅在于“转”，更重要的是“留”，不能一转了之，甩手不管。承德对转移出去的贫困劳动力进行全程跟踪，并摸索出了一套“回访制”、“招回制”和“提高制”相衔接的就业保障机制。政府与学校定期到用工单位了解学员的工作、生活状况，并想方设法维护学员的正当权益；对不合格的学员重新“回炉铸造”；鼓励已就业的学员继续提高素质。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地保障了外输劳动力的“高就业率、高稳定率、高就业待遇”。
　　其实，承德扶贫新模式不仅仅是“穷人经济学”的生动实践，也对各地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当前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下，承德模式的成功探索告诉我们，各级政府应针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着力提高农民的素质，使劳务输出由纯体力型向职业技能型转化。当然，造就“品牌民工”，光有技能也不行，综合素质不高，再热的劳务品牌也长久不了。在进行技术培训的同时，法律常识、社会公德、择业观念、竞争意识、安全生产等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都需要得到相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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