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陵墓系列三 --- 明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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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泰陵
明泰陵,位于笔架山东南麓,这里又称“施家台”,或“史家山”,是鞒诰盼换实坌⒆谥斓v樘及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
    明孝宗朱祐樘,宪宗第三子,成化六(1470年)七月三日生,十一年(1475年)十一月八日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弘治。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七日逝于乾清宫,享年36岁,谥“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十月十九日葬泰陵。
    孝宗是明代中叶唯一的较为励精图治的贤君。他即位后,首先裁抑宦官及佞倖之臣,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羽均被治罪。又淘汰传奉官2000余人;罢遣禅师、真人等240余人;佛子、国师等780人,被追回诰敕印仗,遣归本土。并调整内阁班底,罢免了不学无术、依附权要的阁臣万安、尹直等人。
    孝宗在位期间,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当时被任用的徐漙、刘建、李东阳、谢迁、王恕、马文升等人,都是正直忠诚的大臣,在弘治一朝发挥了较大作用。孝宗常召阁臣至文华殿,让大家共议大臣的章奏,写出批词后,自己再批改颁发。所以,阁臣李东阳高兴地说: “天顺以来,30余年间,皇帝召见大臣,都只问上一二句话,而现在却是反复询问,讨论详明,真是前所未有啊!”弘治十三年(1500年),大学士刘健上奏说,晚朝散归后,天色已黑,各处送来的文件往往积压内阁,来不及处理,如有四方灾情,各边报警等事务,就有耽搁的可能。于是,孝宗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从此出现了“平台召见”这一新的朝参方式。
孝宗对臣下宽厚平和。早朝的时候,孝宗亲御奉天门,大臣们言事,要从左右廊庑人门内面君而奏。有的大臣因地滑,行走失仪,孝宗从不问罪,奏本中有错字也不纠问,经筵讲官失仪,他还宽慰数词,不使其慌恐。有一年冬天,孝宗夜晚坐在宫内,觉得天气寒冷,就问左右内臣:现在官员有在外办事回家在路途的吗?左右回答说:有。他又说: “如此凛冽且昏黑,倘廉贫之吏,归途无灯火为导,奈何?”遂传下圣旨,命今后遇在京官员夜还,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令铺军执灯传送。这些事虽不算大,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如此曲体臣下,也确属不易了。
    孝宗在生活上也能注意节俭,不近声色。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卢思慎,曾对朝鲜的国王说: “先皇帝(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孝宗)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居丧期间),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宪宗生前爱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红细布裁制的衣,每年要向那里加派上千匹。而这种织品,用工繁浩,名虽为布,实际却用细绒织成.孝宗当时还是太子,内侍给他送来新裁制的衣服。他说:用这种布缝制的衣服,抵得上几件锦锻衣服。穿它,太浪费了。遂谢而不用。他当了皇帝后,下令停止为皇宫织造此布。
    由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史称其时为“弘治中兴”。
    然而,孝宗的“中兴盛世”,不但短暂,而且孝宗的魄力也远不及明初几帝为大。例如,太监李广,曾用符箓祷祀等左道之术蛊惑孝宗,又假传圣旨,授传奉官,接纳贿赂,擅夺民田,大兴国和建造府第,还引来万泉山水环绕四周。御史张缙、给中叶绅交章论劾,孝宗却置之不问。后李广惧罪自杀。又如,后家张氏,横行霸道,孝宗命司礼监官萧敬及侍郎屠勋前往查处,他们秉公办事,触怒了张家,张皇后便大发雷霆。孝宗不对后家裁抑,却只是委屈其间,从中和稀泥。由于孝宗处事优柔,不能果断地惩治豪强,弘治年间,王公、勋戚侵吞民田的情况仍比较严重。据弘治二年(1489年)统计,顺天府的各项庄田总数达332座,占地33000余倾。
    尽管如此,孝宗皇帝的朝政,较之前后几帝,还是比较清明的。
    孝康敬皇后张氏,孝宗元配,兴济人,都督同知封寿宁伯张峦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选为太子妃。孝宗即位,册立为皇后。武宗立,尊为皇太后。正德五年(1510年),上尊号“慈寿皇太后”。世宗入继大统,称“圣母”,加尊号“昭圣慈寿”。嘉靖三年(1524年),加“昭圣康惠慈寿”,改称“伯母”,十五年(1536年),复加上“昭圣恭安康惠慈寿”。二十年1541年)八月八日去世,谥“孝康端肃庄慈哲懿翊天赞圣敬皇后”,十月九日葬泰陵。
    张氏私心比较严重,她有两个弟弟,鹤龄封寿宁侯,延龄封建昌伯。二人开店肆,截商货,强取人田舍子女,干了许多违法的事。张氏不但不加约束,反而姑息纵容。当时凡揭发张家兄弟罪行的官员,都被罢官或下狱。内官何鼎,因得罪张氏兄弟二人,张皇后竟指使太监李广将何鼎活活杖死,从而助长了鹤龄兄弟二人的骄横势焰。扬州府同知叶元,曾污辱过张氏家人。一次,叶元进京,张氏族人竟直奔吏部,将叶元抓走,痛打一顿。后孝宗皇帝游南宫,鹤龄兄弟二人入侍,酒喝到一半儿,趁张后、太子、及张皇后母金夫人更衣的机会,孝宗将鹤龄兄弟二人叫到一边,温语规劝, 鹤龄兄弟才免冠叩头谢罪,稍有收敛。
    泰陵陵事的筹画是在明孝宗去世之后。《明武宗实录》记载,武宗即位后,即着手筹办孝宗丧事。礼部左侍郎李杰、钦天监监副倪谦和司礼监太监戴义对武宗说: “茂陵西面有个叫施家台的地方,是个建陵的吉地,大行皇帝的陵寝可以在那营建。”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也向武宗建议,派廷臣中精通风水术的人,前去复视一次。他还提议: “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处。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着,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礼部亦赞成这个提议。于是,武宗命太监扶安、李兴、覃观及礼部右侍郎王华等人前往施家台看视,最后确定在那里营建孝宗陵寝。
    弘治十八年六月五日,陵园正式兴工,并定陵名为泰陵。太监李兴、新宁伯谭祐、工部左侍郎李钅遂 提督工程, 五军都督府及三大营官军上万人供役,历时四月,玄宫落成，于该年十月十九日午刻将孝宗葬入陵内。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二十二日，陵园的地面建筑也全部告成。整个陵寝建筑按《明武宗实录》记载包括:“金井宝山城、明楼、琉璃照壁各一所，圣号石碑一通，罗城周围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门三座,香殿一座为室五，左右厢、纸炉各两座,宫门一座为室三,神厨、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桥五座,神宫监、神马房、果园各一所”。
    泰陵营建虽然只有10来个月的时间,但却不是一帆风顺。祝允明《九朝野记》和孙绪《无用闲谈》曾记载，泰陵营建中在开挖玄宫金井时,曾有泉水涌出,“水孔如巨杯，仰喷不止”。吏部主事杨子器亲眼看到,如实上奏朝廷。在古代的风水观念中，金井出水,被视为不祥。这样一来,泰陵非改址不可。当时的督工太监李兴，为武宗所宠信，势焰薰灼,不可一世。他见有人对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见，十分气恼。工部左侍郎李钅遂 ，希望陵寝尽快工成,也认为杨子器多言。他们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说杨子器“诽谤狂妄”，武宗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子器关进了锦衣卫大狱。其他知情官员见状再也不敢提这件事，更不敢为杨子器分辨求情。恰巧，这时有个新被起用的知县，莆田人邱泰，来到京城，见京城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就上疏说：“子器比奏甚有益，盖泰陵有水，通国皆云。使此时不言，万一梓宫葬后有言者,欲开则泄气,不开则抱恨终天。今视水有无，此疑可释。”武宗觉得有理,命司礼监太监萧敬押解杨子器前往泰陵，一同察看验证。杨子器料到李兴、李钅遂 会堵住泉眼，自己此去凶多吉少，早晨临行时赋诗一首：
    禁鼓元声晓色迟,午门西畔立多时。
    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国忧天竟是痴。
    群议已公须首实，众言不发但心知。
    殷勤为问山陵使,谁与朝廷决大疑。
    他自比战国时代向楚王进献美玉的卞和,认为自己做了杞人忧天的傻事儿。现在,不知朝中谁能为自己雪清这不白之冤。众官员也为杨子器担心,怕他惨遭李兴毒手。
    萧敬押着杨子器到了秦陵,李兴果然率领一群打手赶到。他们见了杨子器先是痛骂,接着又要鞭打。萧敬连忙阻止,对他们说:“水之有无,视之立见,何必如此?”又对李兴说:“士大夫可杀,不可辱也。”
    回到朝廷,萧敬禀报了泰陵金井无水的情况。太皇太后王氏（宪宗皇后）在宫内听说这件事,传旨说:“无水则已,何必罪人！“杨子器才官复原职，避免了一场杀身大祸。
    其实，泰陵金井即使没有出水,但从“风水”的角度看，该陵所见位置的确存在不少不合于“吉壤”条件的地方。如梁份在《帝陵图说》中就曾这样评论泰陵的风水:“山颠巨石，土山戴之。而灵域之脉实生其下,盖天寿山外之山。淆然杂乱，地气不正,穴结无情,非可为弓剑之所也。况乎黑岭南障，一无所见于前。贤庄,灰岭之水出其左,锥石之水出发其右，二水虽合，环绕南流,流而散也。……则皇堂之地不可言，概可知矣！”谈迁在《国榷》中也说:“泰陵临溪水,直流若干里，制又卑隘，识者知其地之不吉矣。”
    泰陵在清康熙时有的建筑即已残坏。《帝陵图说》记泰陵祾恩门情况，“今左右两门坏,垒石以塞门”。
    此后,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陵园建筑曾经修葺,修葺情况除三座门由琉璃花门改建成砖砌冰盘檐式门楼外，余同茂陵。其现状较茂陵残坏最为严重。




               
                 
        

        

山上的苹果

明献陵

明献陵,位于天寿山西峰之下,是明朝第四位皇帝仁宗朱高炽和皇后张氏的陵寝。
    明仁宗朱高炽,成祖长子,洪武十一年(1378年)七月初一日生于安徽凤阳；二十八年(1395年)闰九月二十一日,册立为燕王世子。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四日,立为皇太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洪熙。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十二日,逝于饮安殿,享年48岁。谥“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九月六日葬献陵。
    仁宗皇帝虽然在位时间很短,却是个较能体恤民情、处事宽和的帝王。
    他被册立为燕王世子不久,朱元璋命他与秦、晋、周三世子,分阅武士。其他三位世子很快检阅完毕,只有他回来最晚。太祖问他晚归的原因。他说:早晨冷得很,士兵们还没有吃完饭,我让他们吃饱饭才检阅,所以回来晚了。后来,朱元璋命几位世子分阅大臣奏章,仁宗向朱元璋禀报的都是与军民利益相关的大事,奏章中的错字从不挑剔。朱元璋拿着奏章对他说:“孩子,你疏忽了,这几处毛病你没看出来。”他说:“孙儿没有疏忽,这不过是小毛病,不足以渎天听。”朱詿




               
                 
        

        

haoshengwei

明献陵

明献陵,位于天寿山西峰之下,是明朝第四位皇帝仁宗朱高炽和皇后张氏的陵寝。
    明仁宗朱高炽,成祖长子,洪武十一年(1378年)七月初一日生于安徽凤阳；二十八年(1395年)闰九月二十一日,册立为燕王世子。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四日,立为皇太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洪熙。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十二日,逝于饮安殿,享年48岁。谥“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九月六日葬献陵。
    仁宗皇帝虽然在位时间很短,却是个较能体恤民情、处事宽和的帝王。
    他被册立为燕王世子不久,朱元璋命他与秦、晋、周三世子,分阅武士。其他三位世子很快检阅完毕,只有他回来最晚。太祖问他晚归的原因。他说:早晨冷得很,士兵们还没有吃完饭,我让他们吃饱饭才检阅,所以回来晚了。后来,朱元璋命几位世子分阅大臣奏章,仁宗向朱元璋禀报的都是与军民利益相关的大事,奏章中的错字从不挑剔。朱元璋拿着奏章对他说:“孩子,你疏忽了,这几处毛病你没看出来。”他说:“孙儿没有疏忽,这不过是小毛病,不足以渎天听。”朱元璋又问他:“尧、汤时水早严重,老百姓靠什么生活?”他回答说:“靠圣明天子的恤民之政。”太祖听了高兴地说:“孙儿有君人之识矣。”
    仁宗当了皇帝以后,能够任用贤臣,虚心纳谏。他曾先后赐明仁宗画像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以及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刻有“绳愆纠缪“(意思是纠正过错)的银章,让他们同心协力，赞襄政务，凡朝廷处事失当,可写好奏章,密封后加盖此章，转达皇上。有一个大理寺卿,名叫戈谦,上疏仁宗时,言词激烈，仁宗颇有些恼火。许多官员也说他诬罔圣上。仁宗虽然没有降罪于他,每当他言事时,都对他怒目而视。于是,杨士奇对仁宗说:“戈谦是根据您的号召陈言的,如果这样对待他,今后谁还敢说话?仁宗觉得有理,马上改变了对戈谦的态度。不久，因为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大臣们很少言事,仁宗越发后悔对戈谦的态度不好,又下诏自责过错。后来,有个太监在四川采办木料扰害百姓,仁宗特命戈谦为副都御史前往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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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对百姓的疾苦也比较关心。通政使曾向仁宗提议,将四方雨泽奏章送给事中收贮。仁宗不同意,说:祖宗令天下奏雨泽，是想得知水旱情况，以便对受灾地区进行救济,奏章积压在通政司已经不对了,怎能再收贮到给事中那里呢?他还规定,受灾地区的官员如不为受灾百姓申请赈济,就要治罪。有一次,他听说山东及徐一带遇灾,老百姓没有吃的,地方官却照常催征夏税，就召大学士杨士奇草诏,免去当年夏税及秋粮的一半。杨士奇提出先让户、工两部知道。仁宗说:“救民之穷,就像救人于水火之中一样,不能迟疑。如再让户、工两部商议,他们顾虑国用不足,一定会议论不决。说着,赶快让太监拿来文房四宝,让杨士奇就地草诏,盖上玺印,付诸实行。
    由于仁宗在位期间推行了较为开明的政策,史书评论他:“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又说,如果他能多年在位,政绩可与汉代的文、景二帝相比。
    仁宗去世后有五妃殉葬。按《明宣宗实录》记计有:贵妃郭氏，谥恭肃；淑妃王氏,谥贞惠；丽妃王氏,谥惠安；顺妃谭氏，谥恭僖；充妃黄氏,谥恭靖。其中,贵妃郭氏身份颇为特殊。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宫闱》“仁庙殉诸妃”条记：“贵妃(指郭氏)所出有滕怀王、梁庄王、卫恭王三朱邸,在例不当殉。岂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耶!”按《大明会典》记,明朝的殉葬诸妃,俱“从葬”,也就是说是与皇帝一同葬进了山陵。
    诚孝昭皇后张氏,仁宗元配,永城人,指挥使赠彭城侯张麒 诚孝昭皇后画像之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封燕王世子妃,永乐二年(1404年)封皇太子妃。仁宗即位,册立为皇后。宣宗即位,尊为皇太后。英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十八日去世，谥“诚孝恭肃明德弘仁顺天启圣昭皇后。”葬献陵。
张皇后，在明代诸后中颇为精明能干。文献记载,她平时对中外政事、群臣才能及品行都格外留意。仁宗死后,每遇军国大事,宣宗都禀明母后再决定。张氏也常询问宣宗处理朝政的情况，并经常提示宣宗,注意体恤百姓疾苦。
    宣宗死后,9岁的英宗朱祁镇继皇帝位。有的大臣认为皇帝年幼,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她却说:“以我寡妇,坏祖宗家法,不可。”遂委政于仁、宣时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老臣,而自己从中主之。当时掌管司礼监的太监王振,是个善于玩弄权术,专门引导皇帝走邪道的家伙。由于该监掌管皇城内一应礼仪,替皇帝管理章奏文牍,有时还代皇上批答大臣的奏章。皇帝的口述圣旨,也由该监用朱笔记录,然后交内阁撰拟诏谕正式颁发。为了防止这些人欺蒙皇上,胡作非为,张皇后特别申令,无论什么事,都要先由内阁大臣议定,才能施行。她常派中官去司礼监检验,如果没有照她说的去做,就把王振叫来责问。
    正统二年(1437年)的一天。张氏御便殿,召英国公张辅及三杨、胡氵荧 等五位大臣入内,女官各佩刀剑侍立左右。英宗站在东侧,五位大臣站在西侧。张氏对英宗说:这五位大臣都是先朝留下的忠正大臣，今后遇事一定要与他们商量才能去办。过了一会儿,又派人把太监王振叫来,王振跪在地上,太后突然脸色一变,厉声喝道:你侍候皇上不循规矩,应当赐死!女官们应声而起,将刀放在王振的脖子上,吓得王振深身乱抖。这时,英宗和五大臣都跪下为王振讲情,太后才饶了他。接着警告他说:你们这种人,自古多误人国,皇帝年幼,哪里知道!现在因为皇帝和大臣为你讲情,且饶过你这一次,今后再犯,一定治罪不饶。
    由于张氏在朝廷政务的处理上,倚重忠实正派的大臣,协调君臣之间关系,限制内宫对朝廷政事的干预,正统初年,王振虽有宠于英宗皇帝,却没有达到专权擅政的程度。再加上仁、宣旧臣的协力辅政,朝廷政局大体稳定。
    以上介绍的是献陵基主的简要情况,下面再介绍献陵的营建及陵侵制度和历史沿革情况。
    献陵的营建是在仁宗死后开始的。仁宗临终曾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
    宣宗朱瞻基即位后,遵照仁宗遗诏营建献陵。他召尚书蹇义、夏元吉至皇宫,对他们说,国家以四海之富葬其亲,岂惜劳费？然古之圣帝明王皆从俭制。作为孝子也只是想使亲人体魄永久保存，并不想厚葬。秦、汉时期厚葬的弊病,足为明戒。何况皇考遗诏从俭建陵,天下共知,今建山陵,我认为应遵皇考先志，卿等以为如何? 蹇义等回答说:圣见高远,发于孝诚,这是对千秋后世都有益处的事。于是,宣宗亲定陵园规制,并委派成山侯王通、工部尚书黄福总理修陵事宜。从洪熙元年七月兴工,到八月玄营落成,埋葬仁宗,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地面建筑也陆续营建。八月,行在工部奉命营建门楼、享殿、左右庑配殿和神厨。正统七年(1442年)十二月建造明楼,次年三月,陵寝建筑全部完工。
    参加陵园营建的有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统领的万名军士,南京海船厂附近江北府卫旗军工匠118000人,以及河南、山东、山西、直隶、凤阳、大名等府州征调的民夫5万人。
    建成后的献陵,陵寝制度确实比较俭朴。其神道从长陵神道北五空桥北分出,长约1公里。途中建有单空石桥一座。路面为中铺城砖，两侧墁碎石为散水,十分俭朴,并且没有单独设置石像生、碑亭(现存碑亭为嘉靖年间增建)等建筑。陵宫建筑与长陵比较，同样非常俭朴。其朝向为南偏西20o,占地仅4.2万平方米左右。其陵殿、两庑配殿、神厨均各为5间,而且都是单檐建筑；门楼(祾恩门)则仅为3间；方城、明楼不仅不像长陵那样高大，而且城下券门改为更简单的直通前后的形式。照壁则因之不设于券洞内而设于方城之后,墓冢之前。上登明楼的礓石察 量路则改为设于宝城之内的方城左右两侧。由于献陵陵制不追求奢华，所以，前人在述及明陵时有“献陵最朴，景陵最小”之说，它为此后的明陵建筑树立了楷模。
    明献陵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祾恩殿和方城明楼在院落上彼此不相连属。前面以祾恩殿为主，建有一进院落，殿前左右建两庑配殿和神帛炉。院的正门，是祾恩门，也即陵园的大门，门前出大月台，院后设单座门一道。后面以宝城、明楼为主，前出一进院落。院内建两柱棂星门、石供案。院门为三座单檐歇山顶的琉璃花门。二院之间，隔一座小土山。那么，选择中隔小山这种布局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这与陵园的风水有关。
    献陵宝城前的这座小山，名为玉案山，它从陵园左侧延伸而来，是献陵的龙砂。因其屈曲环抱陵前，所以，又是献陵的近案。风水中,“龙喜出身长远，砂喜左右回旋”，“龙虎环抱,近案当前”，当论内明堂格局。献陵玉案山以及龙砂、虎砂和来山范围内的小格局,正是风水术士们所鼓吹的完美的内明堂格局。所以,修建献陵时只在明堂范围之内修建了宝城、明楼和一进院落。而将举行祭祀仪式的梭恩殿修在了玉案山前。经过这样的经营设计，不仅解决了献陵明堂地域面积小，建不下宝城和前面两进院落的问题，维护了“龙砂不可损伤”的风水信条，而且使陵园山重水复、殿台参差，形成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和谐统一的美。使几何形体陵园建筑在山、水、林木的映衬下，更加错落有致。这是迷信的封建帝王和风水术士们所不能预想的。
    献陵的陵寝建筑在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间曾得到修缮。在该次修缮中。明楼，外形未改，但内部木构梁架改成为条石券顶结构。方城下的甬道被封死，右侧增筑了一道可由方院上登宝城的礓石察 路。 两庞配殿及神厨等附属建筑大多被拆。祾恩门则缩小了间量,且顶部由歇山式改成了硬山式。神功圣德碑亭被拆除了四壁,仅于台基之上,石碑的四周砌以齐胸高的宇墙。以后祾恩殿、祾恩门又相继在清末民初时毁坏。日军侵华期间,为修炮楼取砖,第一进院落的围墙及祾恩门、祾恩殿的山墙又被拆毁。现在,除宝城、明楼及第二进院落陵墙经修缮保存较好外,其第一进院落的建筑已全成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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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陵
明永陵位于阳翠岭南麓，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熜及陈氏、方氏、杜氏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
    明世宗朱厚熜，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十日生于兴王府，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逝于乾清宫，享年60岁，谥“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次年三月十七日葬永陵。





               
                 
        

        

剑雨书香

明裕陵

明裕陵,位于天寿山西峰石门山南麓,是明朝第六位皇帝英宗朱祁镇和皇后钱氏、周氏的合葬陵寝。
    明英宗朱祁镇,宣宗长子。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三年(1428年)二月六日立为皇太子,十年(1435年)正月十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正统。
    英宗登极,年方9岁。由于太皇太后贤明,注意约束内官,委政三杨老臣,开始几年还能一遵仁、宣旧制,政事犹蔚然可观。






               
                 
        

        

水杉诺

庆陵

庆陵，位于北京昌平天寿山陵内黄山寺二岭南麓，是明朝第十四位皇帝光宗朱常洛和皇后郭氏、王氏、刘氏的合葬陵寝。
    光宗朱常洛，神宗长子，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十一日生，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立为皇太子，四十八年八月初一即皇帝位。九月一日逝于乾清宫，谥“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享年39岁。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九月四日葬庆陵。熹宗即位后，改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
庆陵的地下玄宫自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定穴营建，七月二十九日合龙门，历时四个月，耗帑银150万两。且工程质量精细，除玄宫全部用石料外，其“后、中、前殿”，有“重门相隔”。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地面建筑完工。其陵园建筑由神道、陵宫及陵宫外附属建筑三部分组成。神道上建单空石桥一座。近陵处建神功圣德碑亭遗作，亭内竖碑，螭首龟跌，无字。陵宫建筑总体布局呈前方后圆形状，占地约2.76万平方米。前面有两进方院，彼此不相连接，在二进院落之间有神道相连，并于第一进院落后建单空石桥三座。第一进院落，以祾恩门为陵门，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院内建祾恩殿及左右配殿，各五间。神帛炉两座。第二进院落，前设三座门，内建两柱牌楼门及石供案，案上摆放石质香炉一，驻泰、花瓶各二，方院之后为圆形宝城，在宝城入口处建有方形城台，城台之上建重檐歇山式明楼。楼内竖圣号碑，上刻“大明”“光宗贞皇帝之陵”。明楼后宝城内满填黄土，中央夯筑上小下大的圆柱形体为宝顶，底部直径约28米。冢前拦土墙与宝城墙等高，并与宝城城台及两侧墙体围成一个平面近于“月牙”形状的院落——哑巴院，院内有随墙式琉璃照壁。零工外还有一些附属建筑，如宰牲亭、神厨、神库、祠祭署、神宫监、朝房、果园、榛厂、神马房等。
    庆陵的排水系统独具特色。对于宝城两侧山壑间的流水，其他各陵都是用明沟排水的方式从陵前绕道排出。而庆陵则是在明楼前修建了一个平面为“T”形的地下排水涵洞。宝城两侧的水流从左右宫墙下的地下涵洞流入，在明楼前的地下汇合后向前排出，从地下躲过环抱于前的龙砂，然后注入砂前的排水明沟，经祾恩殿后的三座石桥，从前院的右侧绕过陵前注入河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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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陵

思陵,位于陵区西南隅的鹿马山(又名锦屏山或锦壁山)南麓,是明朝最后一帝崇祯帝朱由检及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陵墓。
    崇祯皇帝朱由检，光宗第五子,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二十二日封信王,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即皇位于中极殿。次年改元崇祯,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自缢身亡。同年四月四日入葬。崇祯皇帝在明代诸帝中是个比较注意恭俭和颇为勤政的皇帝。文献记载，他即位后,以封疆多事,“罢苏杭织造”,又“禁衣饰侈僭及妇女金冠袍带等”,自己的御用之物,也用铜锡或木制品。他还经常召对群臣，“非盛暑祁寒，日御文华殿与辅臣议政”，批阅章奏，议论时政常至深夜。由于崇祯帝比较勤政,而其他各代亡国之君,多荒淫无道或不理朝政，故历史上的一些史学家认为,崇祯皇帝的亡国是“有君无臣，祸贻邦国”所致。崇祯皇帝自己也认为,自己不是“亡国之君”，而大臣们都是“亡国之臣”。其实通观崇祯帝治业的失败，其亡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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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昭陵的陵宫建筑
(一)祖陵孙用,大峪葬穆宗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穆宗在乾清宫病故。
   礼部左侍郎王希烈奉神宗之命往天寿山为穆宗选择陵地,选得了永陵左侧的潭峪岭(今德陵所在位置)。同年六月,神宗又命大学士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曹宪于即位礼后再去陵区审视。张居正对神宗说:送终的事情重大,寻找陵地的风水理论又十分微妙。事情重大,在处理上就应考虑详尽；道理微妙就应广集众言以便做得恰到好处。他建议参照嘉靖年间选永陵时事例,派遣礼、工二部大臣及科、道官各一员,钦天监通晓地理官员、阴阳人等,再推举廷臣中精于地理堪舆之术的官员一人,一同前往察看。

   于是，神宗命户部尚书张守直、礼部右侍郎朱大 、工部左侍郎赵锦、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江西道御史杨家相、工部主事易可久等官员与张居正一同前往天寿山察看。回来后，在张居正等人的建议下，神宗决定采用大峪山做为穆宗陵寝的修建地点。

   为什么选好了潭峪岭不用,而用大峪山呢?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原因有两个。

   第一，大峪山的“风水”优于潭峪岭。张居正对大峪山有过一段描述。他说那里“山川形势结聚环抱……诚天地之隩区,帝王之真宅也”。而潭峪岭,则人多认为不吉。如清梁份就曾说那里是“孤峰独峙,左右界水中群山一起一伏参差不一”。又说那里“主山峻峭,气脉全无”。建在那里的德陵则是“左肩受风于北之东,右肩受风于西之北”。明代中叶，虽然有对“风水”之说不再过分讲究的情况，但尽量择吉而葬，却是情理之中的事。

   第二，张居正是个务实的政治家。大峪山有现成的玄宫和部分地面建筑，稍事增筑,陵园就可大功告成，事半功倍，省时省力,节省开支。

   大峪山为什么会有现成的玄宫建筑呢?这还要回顾一下世宗朝的一些历史。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荒淫无度的武宗朱厚照在他的淫乐窝——豹房病死。武宗无子，遂由兴献王世子朱厚熜（武宗堂弟）继承帝位，即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即位后,经过“大议礼”之争，于正德十六年十月,追尊其父原兴献王朱祐杬为兴献帝,尊母蒋氏为兴国后。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又追尊其父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其母为本生章圣皇太后。同年修葺陵庙,荐号“显陵”。九月,有的大臣为讨好世宗,提出将埋在湖北安陆(今钟祥县)显陵的献皇帝改葬天寿山,这正中世宗的心意。他命工部办理。尚书赵璜认为不能改葬,理由是:皇考体魄所安,不可侵犯；山川灵秀所萃,不可轻泄；国家根本所在,不可轻动。他主张像太祖不迁皇陵,太宗(即成祖)不迁孝陵那样,不把显陵迁往天寿山。礼部尚书席书等大臣也极力反对,世宗只好作罢。

   事隔十几年后,世宗的母亲章圣皇太后于嘉靖十七年十二月病故。世宗忽然又下诏在天寿山营建显陵,打算把父母合葬于天寿山。他亲自到天寿山陵域选择陵址,见大峪山“林茅草郁，冈阜丰衍”,是个建陵的好地方,马上命令武定侯郭勋和工部尚书蒋瑶等人提督内外员役,开始建陵。又命令大学士夏言和礼部尚书严嵩作“献皇帝梓宫启行图”及奉迁仪注。不久,世宗又变卦了。他说:“迁陵一事,联中夜思之。皇考奉藏体魄将二十年，一旦启露风尘之下,撼摇于道路之远,联心不安。”    打算把母亲章圣太后南袝显陵。他命锦衣卫指挥赵俊去湖北显陵，开启玄宫，审视大内“。但回报说玄宫内有水。于是,世宗亲自去显陵察看,命重建玄宫,以待合葬。世宗在回京的路上,途经庆都尧母墓,他灵机一动,又想仿尧父母异陵而葬的故事,不迁父亲的棺椁,而将母亲葬于大峪山。嘉靖十八年(1539年),他亲自去大峪山阅视陵工,又说:“峪地空凄,岂如纯德山(显陵后面的山)完美,决用前议奉慈宫南袝。”由于世宗犹豫不定，变幻无常,几经周折之后,这座新建好的玄宫便空了下来。穆宗生前没有预建寿宫,此时正好用上。

   隆庆六年(1572年)七月,工部尚书朱衡从工地回来，向神宗叙述了玄宫内的情况。他说,肃皇帝为睿祖（献皇帝庙号“睿宗”)修建的玄宫“内紫光焕发,和气郁蒸,门堂干净，宛若“暖室”。神宗听了十分高兴,随即命礼部议定发引事宜。八月二十二日,迁孝懿皇后李氏棺椁葬昭陵,九月十九日,穆宗皇帝的棺椁也葬入陵内。像这样利用为别人所建的玄宫埋葬帝后的，在明代还是第一例。

(二)两度兴工,耗银百万

   自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五日,神宗下诏在大峪山建陵,声势浩大的地面建筑工程就开始了。工部尚书朱衡被委任总督山陵事务,工部左侍郎赵锦负责督催木石,工部右侍郎熊汝达和内宫监太监周宣等在工所提督施工。另外还有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佥书杨俊卿等在现场往来监工。

   工程进展十分迅速,仅仅一年时间,昭陵的工程就全部结束。为此,神宗特赐工部尚书朱衡等人银币若干,还恩准侍朗熊汝达一子入国子监读书。

   但好事多磨,由于施工不细,才过了一年的时间,陵园建筑便出现了地基沉陷的问题。万历二年(1574年)七月,昭陵神宫监官陶金等上奏说:“六月以来,阴雨二日,本陵棱恩门里外砖石沉陷。”工部主事王淑陵奉旨查看，回来后与陶金反映一致。并说棱恩殿、明楼、宝城等紧要处没有损伤。于是,工部又向神宗反映,陵寝重地,鼎建未及一年便出现事故,内外经管官员都应究治。辅臣张居正也引湖北显陵殿阁渗漏,降罚经管官员的事例,要求对此进行查处。为此,神宗对王淑陵的回奏进行了批评,说陵寝重地,怎能说沉陷处不紧要?并决定对欺慢误事，造作不精的提督工程太监周宣、左监丞郭全革恩一等,管工主事易可义、员外郎石汉降俸一级,官匠王宣等下法司提问。

   事情还没处理完,工科给事中吴文佳又对神宗说:“棱恩门、殿等处沉陷甚多,至于宝城砖石翻塌损伤,更为可虑。”神宗随即命工部侍郎陈一松、给事中胡汝钦再去陵园察勘。回来后报称:陵园沉陷严重,棱恩殿丹陛、方墙等处都有程度不同的沉陷、闪动,与陶金、王淑陵所奏相差悬殊。神宗览奏十分生气，马上命都察院会同工部对肇事人员进行参处。这次处罚比上次更为严厉,周宣、郭全各降三级,革去管事职务；熊汝达已致仕，着冠带闲住，恩荫罢革；易可义、石汉各降三级,调外任；等法司从重问拟；朱衡着以尚书致仕；杨俊卿等监工人员四人各降一级，郭元相夺俸半年；马录等法司提问。

   陶金、王淑陵因报告的时间与陈、胡二人察看的时间相差一月，其间大雨连绵,沉陷陆续增多,免以虚报处罚。

   由于昭陵棱恩门、棱恩殿、垣墙等处严重沉陷，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神宗不得不委派工部左侍郎陈一松等提督再修昭陵。七月,陵工告竣。

   由于昭陵多次兴工,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第一次兴工(指地面建筑),万历元年十月工部盘查营建所用钱粮数，计用库银390932两，还不包括其中神木等三厂的木植用银、大通桥厂的白城砖用银、大石窝等厂旧石料的折银及户、兵二部雇抵班军工食行粮等用银。万历元年十二月，巡视厂库工科给事中梁式等查盘营建昭陵所用钱粮数，除工部上述实用银外，又有户、兵二部银110119两,总计用银50105O两有奇。其中；营缮司用银204422两，虞衡司13145两,都水司118854两，屯田司164628两。

   第二次接修用银数,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前后两次修建共用银150余万两。这还不算嘉靖时营建玄宫的费用。如算上嘉靖年间营陵的费用，其总用度至少在200万两以上，几乎相当于隆庆时一年的财政总收入（隆庆年间岁入约230余万两)。由于营建昭陵需要庞大的钱粮开支，工部库银匮乏到了极点。万历二年八月修缮涿州桥，工部拿不出银两，兵部派不出军匠,不得不由辅臣张居正请求万历皇帝恳请母亲解囊捐银，雇工修建。

   陵园建筑的特点与修复开放
   (一)十三陵中首创“哑巴院”之制
   昭陵的陵寝制度在十三陵中属中等规模。其神道的设置，从长陵神道七空桥北向西分出,长约2公里。途中建有五空、单空石桥各一座。近陵处建碑亭一座,亭后建并列单空石桥三座。陵宫建筑,朝向为南偏东38o占地约3.46万平方米。其总体布局亦呈前方后圆之形,宝城前设两进院落,方城下甬道作直通前后的方式,以及棱恩殿、配殿为五间,棱恩门为三间的规制均如泰、康诸陵制度。

   




               
                 
        

        
昭陵的最大特点,是率先形成了完备的“哑巴院”制度。明朝的帝陵从献陵到康陵前后六陵。宝城内的封土都是从宝城内环形排水沟以内开始夯筑“宝山”(墓冢)的,其形状呈自然隆起之态。《昌平山水记》记之为“甬道平,宝城小,冢半填”。昭陵则不同,宝城内的封土填得特别满,几乎与宝城墙等高,正中筑有上小下大的柱形夯土墓冢,封土的前部有弧形砖墙拦挡封土,    并与方城两侧的宝城墙内壁相接,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月牙形院落,人们俗称为“哑巴院”,并称院外月牙形的墙体为“月牙城”。

   宝城封土的排水系统也十分讲究。宝城为前低后高形式,城内的封土则是中高外低。宝城的内侧设砖墁凹形水槽,左右两侧稍前处又各设方井两眼,井上覆盖凿有漏水孔的水蓖子,井下有暗沟前通哑巴院内的两侧排水孔道。每当大雨降后,城内雨水能顺利地从哑巴院两侧的排水暗沟排出,有效地保证了玄宫上面封土的干燥。

   方城后的琉璃影壁也改泰、康等陵依墙而建的方式,为一半嵌入墙体之内的随墙而建的方式。

   昭陵的宝城与泰、康等陵宝城模式相比较,显得更加精致壮观。 那么,为什么昭陵会采用这种“哑巴院”的形制呢?这还要从昭陵宝城培土一事谈起。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九年(1581年)五月十五日,工部上一道奏章。说:“永陵宝城黄土,自嘉靖十八年以来，至今四十二年，不为不久，乃十分尚亏其八。”还提出六条意见请神宗批答。神宗览奏后下旨说：“皇祖宝城培土如何四十余年尚未完？就这工程重大,若用陵军、班军未免耽延时月,终无完局,依拟通行雇募,刻期报完。”又说：“朕前恭     陵寝,见昭陵宝城亦欠高厚,着一体加培,俱不许苟且了事。”这样一来,永、昭二陵宝城的黄土同时加培，大臣们恐洛下“苟且了事”的罪名,自然就按同一规制培筑了。这就是昭陵宝顶与永陵相同,却与长、献、景、泰等陵都不同的原因。由于封土的培高,冢前拦土墙、排水系统、照壁形式,与宝城、方城的关系都要重新考虑,于是形成了陵区内第一座“哑巴院”。这种形制由于冢前拦土墙的大幅度增高,不仅可以满足以永陵位模式在宝城内填满黄土的需要,而且方城下的甬道和宝城内通向明楼的左右转向礓    也可以继续使用,而不致被封土掩埋。这种月牙城、哑巴院的方式为后来的庆、德二陵所沿用。

   也许有人会问,昭陵的月牙城、哑巴院会不会是原设计就是这样,是原来拟定好的创新之举呢?

   从昭陵营建的历史背景看,不会是这样的。因为从整个陵寝建筑的规制看,昭陵是按泰、康等陵形制建造的。而且昭陵营建时,正是明代中叶著名政治家张居正执政期间。张居正受孝定皇太后李氏之托,辅佐年幼的神宗皇帝,正身体力行以务实的精神锐意改变时弊,他虽对先帝陵寝的建造态度也十分认真，但却绝不会将精力花在陵制的创新上。因为这样的创新只会增加陵工的工程量,加大用度,而当时张居正却是千方百计在考虑着如何开源节流,从各个方面节省国家的财政支出。这点从神宗隆庆六年七月    谕工部尚书朱衡的内容也可看出。神宗的 谕说，昭陵的营建“固不可因陋就简,以天下而俭其亲,亦不宜浪费糜财，饰文而鲜实……”可见,昭陵“哑巴院”是在一个偶然因素影响下形成的。

(二)陵园的残坏与修复开放
   明朝灭亡后，昭陵先后遭到两次破坏。公元1644年，战乱中明楼遭火焚；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三月五日，大雨滂沱，列颠交加，陵恩殿和两庑配殿又遭雷击起火，陵卒拼命扑救，只救下了两庑配殿，陵恩殿被彻底烧毁。随着岁月的推移，到了乾隆年间，两庑配殿和陵恩门又相继残坏。

   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清政府为缓和民族矛盾，重新修葺明十三陵。昭陵也在修葺之中。从遗址分析，当时修茸的项目只有明楼、棱恩门、棱恩殿三项工程。这次重修，虽然使陵园制度稍趋完备,但却改变了原有建筑的规制。

   明楼的斗拱,依明朝制度各陵均为上檐单翘重昂七踩斗拱，下檐重昂五踩斗拱。而修葺后的昭陵却变成了上下檐均为单翘单昂五踩斗拱。明楼内还增加了条石券顶。

   祾恩门、棱恩殿虽然重建时间数没有大的变动，但都缩小了尺度。棱恩殿,原制面阔五间(30.38米),进深四间（16.77米）；清代重建后,面阔间数没有改变,尺度却缩小为23.3米。进深改为三间,尺度缩小为11.92米。棱恩门,原为面阔三间（18.44米），进深二间(8.04米)；清代重建后面阔缩小为12.52米,进深缩小为6.77米。陵内的两庑配殿和陵前的神功圣德碑亭不仅没有重建,而且残垣断壁也被拆除。只在碑石周围旧亭基上修建了一周宇墙。此后,长达200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修缮。昔日壮丽的陵园建筑满目凄凉,只剩下残坏的明楼和陵墙了。

   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开辟新的旅游景点，丰富旅游内容,经有关部门批准,十三陵特区从1985年6月开始筹备昭陵的复原修缮工程,1987年4月正式动工。修缮的主要工程有：明楼木架结构和瓦饰的更换,棱恩殿、棱恩门、两庑配殿、神功圣德碑亭、宰牲亭、神厨、神库的复原修建等。1990年8月，完成了宰牲亭、神厨、神库以外的全部工程，9月1日，做为旅游景点正式对外开放。1992年,宰牲亭、神厨、神库也相继竣工。按《昌平山水记》:“十三陵各有宰牲亭，在陵恩门之左，西向,厅五间,厢各三间,亭一座,有血池。外有周垣黄瓦，惟长陵止一亭,无厅厢。”遗址清理的情况表明，昭陵宰牲亭、神厨、神库的规制与文献记载一致。其中,厅五间即神厨正房，厢即神库。《大明会典》记昭陵以前各陵神库“或二座，或以左”，昭陵则为两座。重修后的昭陵建筑宏伟,金碧辉煌，具有陵制完整的特点。棱恩殿内还举办有“明昭陵秋季复原陈列”，
   昭陵石桥与新复建的神功圣德碑亭再现了明代秋祭时殿内供品丰洁、乐器齐备的隆重场面。左右配殿分别有“明昭陵帝后史料陈列”和“明代皇族墓葬史料陈列”介绍埋葬在昭陵内的隆庆皇帝和孝懿、孝安、孝定三皇后的有关情况,以及明代亲王、妃嫔的墓葬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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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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