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入坑27年，亲身经历讲述建筑行业的潜规则

jiaxijiu

期待继续

沉睡的鸟样

继续，感谢各位看官的支持：
我们再回到元恒公司。我在元恒公司上班时遇到一件与我和公司都无关的事，却记忆深刻。那时候正给卷烟厂盖新的职工住宅楼，新楼就在旧楼西边不远处。那时候有车的人很少，我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一条早晨路过旧职工楼时，看见有几个人在楼前指指点点，好像在议论什么。当时没有在意，等下午就听到了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花边新闻。说卷烟厂六楼有一户人家，丈夫出差去了，妻子一个人在家。妻子有一个相好的，趁丈夫没在家，就每晚在家里幽会。这天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丈夫在凌晨忽然回家了，在外边敲门。情夫情急之下就从窗户爬了出去，想顺着落水管下楼，没想到把落水管拽下一节，人掉下来摔死了。这位老兄可能是香港录像看多了，想学特警，结果送了命。几年以后我路过那里，看见拽下来的那一节落水管还没有安上。从理论上来讲，落水管是拽不下来的，安装落水管的钉子应该有倒钩，俗称“燕尾钉”。但这些细节的东西在施工时往往会被忽略。绝大多数的建筑在结构上不会出毛病，出毛病的地方都是类似一些细节。
　在我们经常看到的城乡建设中，并没有什么高难的技术。我们平常用到的施工技术都是发达国家用滥了的技术。建筑工程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大的原因是急功近利。搞工程的人都知道，每一个工程都会有一个定额工期。这个工期是根据工程量的大小、工序的科学合理安排，工作面如何展开等因素测算的，是有科学依据的。而我们的实际工期并不遵循科学的周期。遵循什么呢？遵循两条，一条是领导的意志，一条是眼前利益的最大化。
　我见过的事业单位的领导，几乎没有一个会心甘情愿地为他人做嫁衣。个自己辛辛苦苦跑来的项目，自己亲手破土奠基，落成典礼怎么也不能拖到继任来搞，自己的政绩凭什么要和别人分享呢？所以建设速度要快，多快呢？最好是在领导的任期内将结算搞完。施工单位也愿意这样，快就意味着许多无关紧要的地方可以偷工减料，可以降低管理成本，可以在这一任领导任期内完成工程的结算。如果把工程拖到下一任领导任期内，许多事情都会变得棘手。尤其是工程结算，继任者一般都异常严苛。
　厂矿企业对工程进度的要求是以利益为标准的，看见硅铁价格好马上就建硅铁厂，看见多晶硅挣钱就建多晶硅厂。因为业主是在追风挣钱，因而对工程进度的要求非常高。我干过好几个“三边工程”。什么是“三边工程”，就是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这样的工程往往拿着基础图就开槽了，一边干，设计单位一边出图。图纸不是一份一份地发给施工单位，而是一张一张的发。主体施工差不多的时候，设备安装就开始了，差不多在装修工程开始的时候，生产也开始了。
一些朋友经常问我，这样的工程质量有保障吗？其实这也是我担心的问题。一次与设计院的朋友吃饭，他告诉我那样的工程一般出不了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经验的设计人员会考虑这些因素，把设计安全系数往大加，成倍的加。五十公分就能满足要求的梁设计成一米的，25的银筋设计成32的，不过是多费点材料而已。
干这样的工程最大的感受就是累，几乎每晚都要加班，工人每个班的工作时绝对不会少于十小时。几年前我看过一个专家的文章，说建筑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普遍偏高，普通壮工的工资也比社会工资高出很多。其实他不了解这里边的原因：建筑业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远大于其他行业，而且从事建筑业的人越来越少，年青人都不愿意当建筑工人，许多工种都到了断代的地步。象砌砖的瓦工师傅，现在很难找到四十岁以下的人。
有一段时间，各地都建工业区，当地政府在政策上会给予极大的支持。西北地区的工业区内大部分是从南方迁来的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给地方创造利税的同时也制造着污染。从长远看，引进这些企业的弊端远远大于利益。地方领导对于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我们常常批评某些官员短视，其实不对。他们不是短视，而是自私，一种为了一时名利不惜断子绝孙的自私。
　我曾经在一个工业区干过好几个项目，那个工业区每一处显眼的地方都用大字写着：“振兴民族企业，做民族脊梁”这样的的标语。政府对企业全力支持，土地无偿划拨，项目可以先建设后审批。项目建设工程中什么质监站、安监站都躲得远远的，不敢来打扰，怕影响了人家的建设进度。工业区内严禁记者随意进入，也不允许有人随意拍照。我有一次想拍一点照片做一个企业业绩的册子，被保安抓住后差点挨一顿揍，幸亏认识保安处处长，才幸免于难，但照片还是被删了。
拖欠工人工资在建筑工地是经常发生的事，大家耳闻目睹这样的事很多，并不稀奇。但也有建筑工地被讹诈工资的事，很多，很奇葩。前面讲了，建筑工地时常会闹工慌，在缺人的时候会到劳务市场找人。有一些人就混迹于劳务市场专门讹诈建筑工地，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来自西北最贫困的地区。一开始他们会有几个人到工地干活儿，做壮工，干的还可以。过几天他们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旷工，甚至捣乱。当工地要打发他们时，他们就会和你要天价的工资。你如果不给，会从别处来很多人声援，让你的工地停工。来声援的人也会向工地要工资。来的人很多，几十、几百、直至上千。你报警也没用，公安局只会督促工地尽快解决，以免引起更大的麻烦。政府看重的是维稳，这种少数民族参与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会引起民族矛盾，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工地花钱，破财消灾。也有的工地会因此打架。有一次大华公司的一个工地遇到了这样的事，有上千的人穿着民族服装聚积在工地上，工地被迫停工。当时有一支湖北的劳务队在这个工地施工，工人们被迫停工，非常恼火。湖北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同乡会，包工头也召集了上千人，在工地上和另一帮人展开了战斗。那是我见过的最壮观的打群架，简直就是一场战役。我满以为这回事情可真闹大了，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没料到打完架后，双方都有幕后人出来谈判，事情很快就解决了，据说很圆满。
　经历了大家事件以后，我觉得高施工管理太危险，不如做预算。于是我做了一段时间的预算，其间主要是做招投标。现在我们说一说招投标。招投标其实就是对策与政策在玩游戏，是一场魔术，是一场掩人耳目的闹剧。别的不知道，我参加过的招投标都是假的。一般情况下甲方都会把标底提前透露给中意的施工单位，在评标是甲方也会提前打招呼或暗示，让某个单位中标。后来有人又出了一个损招，就是低价中标。这样做看似节约了工程成本，实际上是纵容了不正当竞争。一些单位在中标后拼命的偷工减料，造成了豆腐渣工程的泛滥。
我的预算员没做多久，大开发开始了，中国迎来了令人热血澎湃的GDP爆发时代。关于GDP有一个非常狗血的段子：说有两个开发商一起散步，他们一个叫牛A，一个叫牛B,两个人一边走，一边探讨如何做生意。牛A说，只要有钱，什么事都能办到。牛B表示不同意，指着地上的一堆牛粪说，我给你一万块钱，你把这堆牛粪吃了，牛A二话不说，弯腰就把牛粪吃了，牛B无奈，给了牛A一万块钱。二人继续散步，两个人心里都开始后悔，牛A觉得自己为了一万块钱吃了牛粪，有些掉价；牛B觉得自己轻易的给了别人一万块钱，有违自己做生意的规则。于是在遇到又一堆牛粪时，两个人都站住了。牛A说，现在你知道做生意的原理了吧？我们可以再练习一次。于是牛B也吃了一堆牛粪，牛A也给了牛B一万块钱。散步结束时，牛B对牛A说，好像不对劲啊，我谁都没有赚到钱，却每人吃了一堆牛粪。牛A解释说，你理解错了，我们已经完成了两万元的GDP。

说到开发，我想先从一个我佩服的牛人说起。这个牛人我们在前面提过，叫牛斌，他的奋斗史非常典型，几乎就是中国商人的历史。牛斌出身在内蒙西部一个县城里，父亲是县法院的一位干部。牛斌没读过多少书，十八岁就开始上班，在一个厂子里开车，后来又调到运输公司开车。他二十三岁时结婚，媳妇是一名小学教师。那时候司机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社会上有“四个轱辘一转，给个县长不换”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司机外快多，身子活。牛斌的心眼比一般司机还活一些，开大车的时候，给单位拉煤或者跑其他运输时，也捎带做一点买卖，二十多岁时家境就比一般职工殷实的多。
调到运输公司后，正赶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牛斌看电视，见电视里经常讲一些南方企业改制承包的事，心里一动就去找他父亲的一个朋友。他父亲的朋友在县委上班，对国家政策非常了解。牛斌找到这位长辈，问他是不是国家现在允许私人单干？这位长辈对这个年青人的问话很感兴趣，就问他有什么想法。牛斌说看的电视里说南方怎么样怎么样，自己也想试着承包一辆客车，问这位长辈这样做可不可以，会不会犯错误。听牛斌这样讲，长辈心里十分惊喜，认为孺子可教，就告诉牛斌，县里正在找突破口，你的想法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你可以承包，我和运输公司打招呼。于是牛斌成了县城里第一个搞承包的人。
今天先更新那么多，大家也早点睡，明天继续更新，等我

hnlaolu

http://bbs.tianya.cn/post-16-1273788-1.shtml
原版我已经找到了 等你更新要憋坏

jzqch

首先支持一下，非常感谢！！

2B3wwbjzqch

精彩，期待更新，长长见识

jackyanglu

楼主继续！顶

lihaifeng1976

怎么没有了，看得正起劲呢说了这么多，原来是复制粘贴啊

duanding111

赶上直播了。精彩！

rickrq

当时的承包很简单，牛斌和运输公司签了一个简单的合同，一年向运输公司上缴一部分钱，其余的归自己所有。该上缴多少呢？牛斌心里没底，运输公司领导心里也没底。牛斌自己开车，让媳妇随车卖票。他媳妇本来就是民办教师，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也转正不了，就不再教书了。两个人跑了一年班车，到合同期满后，牛斌说什么也不承包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挣不了钱。后来牛斌才和人说起原因，是因为跑班车太挣钱了，一年的收入是他们他们两口子以前挣工资的十倍还多。两个人害怕了，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怕一旦政策有变化会挨整。
观察了几个月以后，牛斌发现搞承包挣钱并不是好像并不犯错，县里各行各业的承包进行得如火如荼。于是牛斌又找到领导，希望承包大车。承包大车后，牛斌开始在全国各地跑运输，主要还是给县里的各个厂子拉原料、拉煤。那时候的工程管理非常松散混乱，牛斌说他有很多时候给厂子拉东西，进去后和保管员办完手续，不等卸车晚上就又拉出去了，第二天拉着再给厂子里送去，保管员照样办入库手续。那些年牛斌挣了很多钱，也增长了见识。
　县里有一个造纸厂，是国营单位，牛斌经常给纸厂拉东西，和厂子里的领导非常熟。熟了以后，牛斌留心起了造纸行业，对造纸的工艺流程有了一定的了解，到外地跑运输时，他也经常会留意造纸业的动向、市场需求等。那时造纸厂的经营状况非常不好，年年亏损，县里决定把造纸厂卖给私人。牛斌这些年给纸厂拉货，成了纸厂最大的债权人，索性就把纸厂买下了。买下纸厂以后，他开始处理厂子里的废旧机器等没有用的东西。这时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出现了，用牛斌弟弟的话讲，卖废品的钱竟然把买厂子的钱挣回来了。
　牛斌开始经营造纸厂，一度曾经把生意做到了天津和广州，着实风光了一把。同时也做羊绒生意。挣了大钱的牛斌开始雄心勃勃，经过市场考察，决定引进一套新设备，生产一种高端纸。这个想法让他赔了不少钱，据说有一千万。牛斌痛定思痛，开始放弃造纸，改做胶合板。
　牛斌在做生意的同时一直都在干这一件事，就是扩张工厂的占地面积。造纸厂挨着防疫站，造纸和做胶合板都会产生很大的污染和噪音，防疫站受不了，经县里批准另开辟地方搬走了，牛斌买下了防疫站，把他圈到自己院子里。周围的居民也受不了噪音和污染，纷纷找有关部门反映，这些部门只是推诿，让他们直接找牛斌。于是这些居民和牛斌经常闹矛盾，吵架打架是经常的事。闹事的结果是牛斌赢了，好多居民只好把房子便宜卖给牛斌搬到别处去住。就这样十几年下来，造纸厂的大院扩展到了几十亩的面积。
　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旧城改造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县委领导找到牛斌谈话，说可以再县城外不远的地方给牛斌免费提供一片土地，让牛斌重新建一个厂子，牛斌现在的厂子规划做居民区，问牛斌是自己搞开发盖房还是把土地卖了让别人搞开发。牛斌当然愿意自己搞开发。于是一个崭新的开发商诞生了。
当时牛斌手里并没有多少资金，仅有的一点钱都建了新厂子了，自己还要生产，凭什么搞开发呢？就凭自己手里的土地！牛斌没有注册开发公司，找了一家开发公司挂户。那家开发公司的资质低，不能开发这么大的面积，牛斌就把开发项目分成好几个标段。开发项目分一期二期两个阶段进行，一期工程没有拆迁户，前期费用低。施工单位是自己找的，签了施工合同后才从形式上补了一个招标手续。施工单位承包工程是按每平米多少钱包死的，低于预算价，而且只拨付百分之四十的工程款，其余的工程款用商品房抵付。施工单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时房子涨价很快，抵付工程款的房子划拨后很快就能出手，而且还能涨一些。施工单位其实也垫付不了多少现金，他同样可以给材料商和劳务队抵付房子。
　一期工程进行的很顺利，房子也卖得不错，于是就开始了二期工程。二期工程找了一家很有实力的施工队伍，工程款全部用房子抵付。两家商定合作建售楼部共同卖房，费用共同承担。这就施工单位的老板壮志在心，满以为可以大赚一笔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年县里审批的楼盘开发项目是建国以来建设量的总和，在他施工的同时，会有大量的楼盘建成，然后大家一起滞销。
二期工程是在2011年开始建设的。刚开始施工时，房价还在涨。牛斌采取了策略，不再买一期的房子，对外说都卖完了，准备涨价后再卖。到是月份的时候，房子开始不好卖了。价格还是那个价格，却没有人买。与此同时，银行开始压缩房贷额度，每一个小区能争取到的银行贷款数额少的可怜。人们不再向开发商买房，而是向供货商、包工头、拆迁户、占地户购买抵账房。到了第二年，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等到2015年的时候，一场全民参与的轰轰烈烈的房地产运动黯然收场了。更多的包工头、小材料商拖不起了，开始赔钱处理手里的抵账房，价格甚至是售楼部的一半。而拆迁户与占地农民手里的房子更多，更便宜。房地产市场并没有萧条，依然有人在买，依然有人在卖，只是不在售楼部进行。
　很多朋友都说，中国建筑业已经很成熟了，偷工减料的现象很少，大部分工程的质量都很好。这一点我同意，但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建筑业的成熟首先成熟在了书本上。我在前面讲过，中国的建筑技术都是发达国家玩儿剩下的。当然不包括古建筑，古建筑在中国大概快失传了，会施工技术的人寥寥无几。中国的现代建筑业首先是模仿，然后才有了创新。从八十年代开始，国家组织编写了许多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对常见的施工工艺、质量标准、安全标准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违反了这些规定，就是偷工减料。现在的建筑质量是比以前好，但也仅仅是初级阶段。好，就要好的精细，好的有层次。国产汽车为什么不如进口车好？技术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好好做，不用心做。建筑业中的偷工减料，并不是简单的少放几袋水泥，少加一根钢筋那么简单。
我们老百姓常用到的建筑不都是鸟巢和水立方，常见到的就是住宅和办公楼。前几年大搞建筑的时候，许多设计院都忙不过来，只好让实习生画图或者简单的套图。这是设计上的偷工减料。施工中的偷工减料其实一直都有，而且很普遍。举个例子，建筑物的屋面保温材料。屋面保温一般采用聚苯板，设计对聚苯板有容重要求，每立方几公斤有明确的要求。大部分施工单位都会在这上面打主意，即使你监管的很严格，他也会想方设法往里面混一些容重小的材料，因为价格便宜。材料商也动了这方面的脑筋，在加工聚苯板时掺入比重大的材料。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出不来大毛病。
还有一个地方经常出毛病，就是框架结构中的填充墙。框架结构的工程在交工后，经常在梁底与填充墙交接的地方出现裂缝，懂行的人都知道那塌不了，可毕竟是个毛病，看着就让人闹心。有人说这是质量通病，没法解决，其实不然。建筑规范中对填充墙的砌块有明确要求，必须够龄期以后才能上墙，每天的砌筑高度也有要求。而实际上很多时候砌块是不够龄期的，瓦工砌墙时也常常是一气呵成的，不会砌到一半再去砌别的墙。这也是一种偷工减料。还有窗户的密封胶是否打的密实等等细节问题。
　我们现在说一说拆迁。拆迁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非常复杂。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人在拆迁这件事儿上动的脑筋几乎用完了三十六计，参与各方相互斗智斗勇，演绎出一段又一段传奇故事。每逢拆迁，必然会有不和谐的事情发生。而且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拆迁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孟子》里第一篇《孟子见梁惠王》开篇就说“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拆迁中发生的种种可悲、可叹、可笑的故事，其实就是上下交征的结果。
社会上流传的拆迁故事非常多，有强拆、有血拆。我见过的拆迁没那么血雨腥风，但用的手段却非常多。一般的拆迁都会先挂一顶非常光荣的大牌子：旧城改造或城中村建设，这样就把开发和政府行为结合起来，谁阻碍了拆迁，谁就阻挡了城市建设，这样一顶帽子谁都不愿意戴。拆迁一般都委托第三方进行，有委托拆迁办的，也有委托拆迁公司的。这些人展开工作后，首先会进行摸底，看看这一片居民有多大的胃口，有多少户人家，每一户人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多大面积、多少人口），这些情况都要掌握的非常细致。
　每一个地区根据经济状况和地理位置不同，都有一个参考价格，开发商清楚，拆迁户也清楚。矛盾会出在什么地方呢？开发商总想少花钱多办事，第三方（拆迁办和拆迁公司）是挣佣金的，也想降低成本；而拆迁户会提出很多理由提高拆迁费，如自己家人口多啦、有好几个户口啦、装修比较高档啦等等理由，而且似乎也有政策依据。还有的人认为规定出来的参考拆迁费根本就不合理，我就是要多少钱才拆迁。另一个问题就是回迁，开发商当然愿意用回迁的方式进行拆迁，因为会降低前期费用，但很多人会要现款，不要房子。拆迁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把这些摸清楚，哪些人好说话，哪些人不好说话都要弄清楚。
每一个地区根据经济状况和地理位置不同，都有一个参考价格，开发商清楚，拆迁户也清楚。矛盾会出在什么地方呢？开发商总想少花钱多办事，第三方（拆迁办和拆迁公司）是挣佣金的，也想降低成本；而拆迁户会提出很多理由提高拆迁费，如自己家人口多啦、有好几个户口啦、装修比较高档啦等等理由，而且似乎也有政策依据。还有的人认为规定出来的参考拆迁费根本就不合理，我就是要多少钱才拆迁。另一个问题就是回迁，开发商当然愿意用回迁的方式进行拆迁，因为会降低前期费用，但很多人会要现款，不要房子。拆迁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把这些摸清楚，哪些人好说话，哪些人不好说话都要弄清楚。
　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具体的工作可以开始了。首先做老实人的工作，晓以春秋大义，告诉他们面前的形势。办事人员都能说会道，说辞大致内容如下：“人家开发商本来不想来这里开发，是市领导逼着来的。因为这一片房子都是老旧房，居住条件差，卫生条件也差，领导们想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就逼着开发商到这里开发。开发商不愿意出这么高的拆迁费，是我们争取的。你们如果不接受这个补偿，开发商可能就真的不开发了。他要一走，咱这片房子还不定什么时候拆呢------”有些人就这样被忽悠住了，很痛快的就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
　当然，还得在拆迁户里找几个托。开发商会在私底下给一些有威望有影响的人一些好处，让他们带头先拆，同时做街坊邻里的工作。和拆迁户做工作一定要各个击破，千万不能把大家聚拢在一起开大会。大部分的人都是随大流的，看别人不拆，自己也不拆，别人拆了，自己也跟着拆。一旦让拆迁户抱团儿了，互相都通气了，那就很难拆了。但拆迁户团结一致的情况很少，总能够找到突破口，然后各个击破。
　这一轮工作下来以后，还会有些人不签协议，想要比别人多要钱。这时候开发商绝对不会妥协，也不能妥协，一妥协就会前功尽弃。怎么办呢？政府出面！拆迁办和拆迁公司的人早已经把每一户的情况摸清楚了。举个例子，老李家不签协议，怎么说也不签。老李的女婿在某个政府机关上班，这一天他不上班了，领着媳妇来老丈人家，告诉老丈人，机关领导通知他不要上班了，让他专门来劝老丈人拆迁，什么时候签了拆迁协议，什么时候再来上班。老李无奈，总不能因为两钱丢了女婿的工作吧？只好乖乖的拆迁。
这一轮工作下来，如果还不拆迁，开发商就要求助于黑社会了。这时候拆迁户的门口会发现时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晃悠，孩子上学会被一些二流子骚扰，晚上睡觉时会有一些人砸门，半夜会有转头从窗户飞进来。到了这个份儿上，一些人也就不愿意在坚持了。经过这一轮淘汰，剩下的才是真正的钉子户。
对待钉子户，一般有三种方法。如果遇到真正的牛人，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这样的人只能多花钱了。开发商也好、政府也好、黑社会也好，遇到正在的硬骨头谁都不愿意硬啃，怕咳了牙。传说某县成有一次搞拆迁，有一家人家死活不拆。办事人员知道这家有一个儿子在北京工作，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给这家强拆了。第二天省政府有电话打到县委，说你们怎么把军委某某秘书的家给强拆了？县委书记差点吓死，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托了好多人，才勉强保住了乌纱帽。
　第二种方法是先不拆。如果钉子户的房子碰巧不在建筑物只内，而是在绿化、道路或广场的范围内，开发商会会把这户人家晾一段时间，四周都开始施工，唯独把那一间房留下，停水停电，让它变为孤岛。这时候房主会主动找到开发商，要求拆迁。也有的人碍于面子，不会主动去找，但只要开发商打发一个能说会道的中间人去一说合，房主往往会就破下驴，同意拆迁。
第三种方法就是传说中的强拆。如果是政府工程，听说由政府出面的强拆场面非常壮观，会有执法大队、防爆大队、救护车、消防车一起行动。开发商的强拆就会低调的多，具体套路大致如下：老王是钉子户，用了很多方法，老王都不同意拆迁，而且每天都在家里守着，怕被人偷偷的拆了。有一天，老王老伴儿上街，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孩子蹭了一下，本来也没什么大碍，但小伙子非常好，非要带老太太上医院检查，还通知老王说老伴儿被车撞了，让他赶紧去医院。老王到医院看老伴儿，等回来的时候，房子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在这种生米做成熟饭的情况下，老王只好签拆迁协议。
　也有人遭遇强拆以后上访的。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古训有云：“民不与官斗，穷不与富斗。”更何况你是在阻碍城市建设。听一个哥们讲，他们公司搞开发时，遇到一个女的非常难缠，几次三番的上方，最后竟然到市政府去跳楼。这事儿惊动了派出所，警察在拉扯的过程中，忽然发现那女的手包了装着一小包毒品。原来这女的吸毒！怪不得性格如此乖戾！出于人道主义，警察把她送到了戒毒所，关了半年。
　关于拆迁的那些事情，大家不必认真，姑妄说之，姑妄听之。就当是听鬼故事，听完后付之一笑就罢了，不要去问真假。这些话题说起来沉重，听起来也难受，万一有人较起真儿来，向东坡要真凭实据，东坡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我们还是聊一些轻松的话题，说一说工地上的那些人、那些事儿。
　建筑业的圈子看似小，其实很大，与建筑业交集的行业非常多。前几年建筑业火爆的时候，随便走进一个饭店，不管是高档的还是低档的，总会有那么几桌人在谈论与建筑有关的事。建筑业没有门槛，几乎连围墙也没有，只要你愿意，马上就可以成为建筑大军中的一员。文盲可以当壮工，博士可以搞设计，大款可以搞开发，收水泥袋子的可以当监理（开个玩笑）------各色人等都可以参与到建筑业中。建筑业中有正规军，也有游击队，有的公司专建摩天大楼，有的组织专门通下水道。建筑业能给国家创造多少GDP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给许多人提供了就业吃饭的机会。
　在建筑业这个系统里，人数最多的当然是建筑工人。中国最早的一批建筑工人产生于什么年代已经无从考证了，以前的建筑工人统称为匠人，拜鲁班为祖师爷。匠人里以木工为老大，放线找平这些技术活儿都由木工掌握。过去的木工分为大木工和小木工，大木工盖房子，小木工打家具。过去的木工就相当于现在工地上的总工兼技术员。我认识一个老木工，是祖传的手艺。他的祖父叫郝林，是山西很有名的一个匠人。有一年郝林带着几个同门的师兄弟到某处建庙。庙的规模很大，有好几班木工在这里施工。主事人知道郝林的名声，就让他担任技术大拿，好几班木工都归他指挥。在下柱子料时，郝林疏忽了，下短了几十公分。而负责加工柱子的，正好是另外一班木工。他们本来就不服郝林，拿到加工单后，知道尺寸错了，二话不说就加班加点把柱子按郝林交待的尺寸加工好了，专等看郝林的好看。
　柱子加工好以后，郝林去复核尺寸，觉得不对劲，一看加工单，知道自己出错了。第二天就要立柱子，这可怎么办？有个同门师弟建议，咱们干脆偷跑吧。郝林不同意，偷跑，等于半辈子的名声就砸了，以后再也不能吃匠人这碗饭了。他没有慌，让师兄弟找材料，连夜干活，第二天按计划立柱子上梁。第二天立柱子的时候，另一班木工幸灾乐祸的看热闹，想看看郝林怎么当众出丑。他们看到的情景让他们大吃一惊，原来郝林和他的师兄弟连夜雕刻好一些佛头，立起柱子后，在柱子上端又接了一个佛头，用佛头顶住了大梁。所有的人都服了。所以说，手艺人有玲珑心。
建国以后，中国建筑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一些传统的匠人开始没落，搞工程的匠人被称为建筑工人。一开始大部分的建筑工人是从部队转业的工程兵，因为许多大公司就是部队成建制转业的，象中建系统的一些公司至今都保留着部队的一些做派。以前的建筑工人是很关荣的，社会地位也受人尊重。我在唐山时听到一个故事，说我们公司是地震前从辽宁盘锦到唐山的，有一栋二楼的宿舍，还有一些简易的工棚。公司考虑工人干活儿辛苦，就如工人住在楼里，干部工棚里。没多久地震了，工人们损失惨重，干部毫发无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工人的地位。这种地位维持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筑工人在某些领域也是受歧视的，比方说找对象。一般的人都是从本单位找对象，很难从地方上的其他行业内找到对象，一些困难户更要从农村找媳妇，这样才能解决终身大事。那时候的农村非常苦，姑娘能够找一个有工作的对象，那是天大的喜事。建筑单位如果有人能从地方上其他单位找到媳妇，那这个人在单位里走到哪里都会被人高看一眼。
　对于“农民工”这个词，我以前觉得有歧视的成分在里边。自从允许农民外出打工以后，不管是建筑工地还是厂矿企业，干活儿的大部分都是农民。以前的工人农民是两个不同的阶层。而现在，这个称呼我觉得仅仅是代表一种职业。农民可以随意的在这两种职业之间转换，可以回乡种地，也可以外出当工人，只要不失去土地。而“农民工”这个称呼似乎在提醒大家，你还不够资格当工人。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个词非常有深意。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是指工人，不包括农民。如果把农民工称作工人，掘墓人的群体太大了。
　好了，我们还是按照习惯叫农民工吧。从八十年代开始，农民工进入了建筑工地。一开始的农民工都是当地的农民，农闲的时候就近打工。渐渐的工地上的民工流动性越来越大，专业性越来越强，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农闲时打工了。以呼和浩特为例，一开始在工地上做工的以乌兰察布盟的人居多，因为乌盟那时候比较穷困。后来工地上本地人逐渐减少，外地劳务队开始进入。主要有四川、湖北、河南河北、江苏的队伍，内蒙西部也有一些甘肃的队伍。四川劳务队木工活做的好，湖北队伍抹灰活做的好，河南人最初做防水的多，后来壮工和瓦工也出来了，河北的瓦工活好，江苏队伍装修活好。
　建筑工地是个蔵在卧虎的地方，形形色色的工人里隐藏着各种高手。有不少建筑公司的老板就是从农民工起家的。内蒙有一个集团公司，老板姓王。他们兄弟几个就是在工地上打工起家的。一开始，王老大在工地上打工。王老大腿勤嘴甜，在工地上很讨人喜欢，很快就和工地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混得熟了。他给这些技术人员端茶倒水的同时，也向他们请教技术与管理上的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成了大老板。
　这样的人当然是凤毛麟角，大部分的工人都是不怎么得志，只能在酒后说几句“苟富贵勿相忘”的豪言。但这些人中，也有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见过一个打算盘的人，能双手同时打算盘，计算速度快的惊人。他以前做过大队会计，我过供销社的售货员，满以为凭着这门能力一辈子吃香的喝辡的，没想到时代变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花十几块钱买一个计算器，就可以代替他这个神算子了。他只能蛰伏在工地上重温昨日的辉煌。
　还有一个人，你以唐诗三百首中任意说一个上句，他脱口就能对出下句。有的人秦腔唱得非常好，有的人字写得非常漂亮。最绝的是，在宁夏的一支劳务队里，有一个一只手的年青人，他居然是个泡妞高手。听他的同乡讲，这个小伙子每到一个新地方，很快就会交到女朋友，这些女朋友都年青漂亮，还给他倒贴钱花。这让他的同乡和老板很是羡慕嫉妒恨。
　建筑工人中瓦工的工资最高。为什么呢？因为瓦工的技术含量高。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呼和浩特当施工员。那时呼和浩特的居民楼很少有高层，大多是六层楼，外墙都是清水墙。所谓的清水墙，红砖砌好以后直接勾缝，不再做其它装修。砌清水墙非常讲究，砖是专门生产的无压花砖，就是胚子进窑烧制时要特别码放，侧面不会出现压痕。这种砖尺寸大小一致，烧制出来后颜色一致，绝对没有开裂或变形，七分头要定做，或者到工地后用尺子比着拿切割机切。砌这种砖的师傅自然要最好的师傅，砌好以后还要用掺了黑颜料的水泥勾缝。这样的砌好以后，横竖每一道砖缝都是一条直线，砖缝的宽窄都一致，整个砖墙平整的象一面镜子。这样的墙古朴漂亮，简直就是工艺品。
　能砌这种墙的师傅不多。当时壮工的工资是每天二十五块钱，好瓦工师傅的工资就有包月三千的。瓦工这个行当很特殊，有资质的人几个月就能学成，没有资质的人一辈子也是二把刀。而且瓦工没有岁数大的，超过四十岁的人眼力跟不上，也就做不了好师傅了。因而干瓦工的人大多是三十左右，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有那么几年，出了一批二十多岁的瓦工，他们一般不住工地，在外面租房子住，每人骑一辆摩托。上班时，一般都穿着白衬衫砌墙，砌墙的速度要快，质量要好；下班后，衬衫上不能有泥点儿。这样的师傅才能罩得住。有经验的施工员老远就能看出哪个瓦工师傅技术好，看什么呢？看身形步法。这有点像武侠小说，实际上确实如此，瓦工砌墙行里人叫做“放砖”，放砖就是讲究手、眼、步的配合。
　　瓦工这个工种现在没落了，因为砌墙已经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现在的墙大部分都是填充墙，即便是砖混结构，也是混水墙，不需要那么高的技术了。年靑人也没有人愿意学瓦工，现在的瓦工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人，这门手艺可能要失传了。有时候突发奇想，如果砌清水墙的技术放在韩国，会不会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建筑工人大多是成年男性，身强力壮。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外地来的，一离家最少也要走半年。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叫做性压抑。据西方科学家讲，人在性压抑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干的出来。因此每逢社会上出现了刑事案件，工地必定会成为重点调查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工地上的人常常靠喝酒来排遣寂寞。也有的工人会上街找安慰，尽管妓女在中国是违法的，但每一个城镇都有，只是称呼上比较委婉而已。
也有两口子一起出来打工的。工地上没有足够的工棚提供夫妻房，只好三四对住在一个工棚里，大家拉一个布帘子隔开。这样做自然是各种不方便，但没人笑话。我在一个工业区施工时，有一班甘肃的劳务队，队伍里的夫妻很多，实在解决不了住房，只好男女分开，专门弄了一间女工宿舍。一天晚上，我发现有人到工地上偷扣件，就和材料员两个人开着车追。出了工地，那些人就找不着了。工地外面是一个小树林，大概是十几米宽的一条林带。材料员用车灯晃着林带找人，隐约看见有人爬在地上，我们两个人扑过去就抓人，却见一男一女两个人正慌乱的穿衣服。原来是我们工地上的工人在这里解决生理问题，却被我们当成贼给搅和了。这件事现在想起来很有些愧疚，也不知道那两口子有没有被惊出什么后遗症来。甘肃贫困，工人们舍不得出去开旅店，两口子也只能这样将就了。
　今天我的心情有些不爽，因为股票还在跌。去年大涨的时候我想看看建筑业的股票会怎么样，就买了中国建筑，买时候是十块七毛八，现在是五块一毛六。心中的郁闷无法排解，模仿着陆游的诗也写了一首《示儿》，内容如下：“独坐阳台心自哀，尚思填仓挽回来。他年千股飘红日，依然万朵桃花开。”以我的人生经验，在投资时千万不能和全国人民保持一致，以人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威力，任何行业都受不了。当年很多人都在倒羊绒，没多久羊绒就降了；后来全国人民炒房产，房地产又不景气了；去年全国人民炒股票，股票很快就崩盘了。所以一定要记住，人民战争最可怕，凡是遇到百舸争流的情景，一定要先想想千股跌停的惨状。闲言少叙，我们继续说建筑业里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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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建筑的人最头疼两种甲方，一种是学校，一种是医院。这话一开始我是听一个材料商说的，当时我向他定了一批货，他问我往哪里用，我说学校。他听说后非要我给他涨价，问起原因，他说不愿意和学校打交道，宁可在家带着不挣钱，也不和学校医院打交道。我当时不以为然，后来有了经历才知道他所言非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做“学而优则仕”，这两个地方的领导大多是因为学术做的好，所以提拔做了校长院长，半路出家搞政治搞管理，偏偏又自以为能，什么事都想管。一届一届的领导都是如此，累积下来这些单位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气质。
学校、医院这些地方领导都看重专业人才，看不起行政人员和后勤人员，认为他们干的事情是太监干的。慢慢的，这些行政后勤人员便真的养成了太监性格，这些人里就包括搞基建的人。这些人有什么事情不敢自己做主，又不敢轻易向上面汇报请示，让施工单位十分为难。有一次在一个大学搞施工，甲方要求窗户的价格和品种要由他们确定。到需要确定的时候，甲方代表说需要请示校领导，开会决定。结果等了半年也没有确定，我们只好自己定了。事后甲方一顿埋怨，说我们不该自作主张。还有一次做院面硬化，我问甲方一个科长，这里的坡度该怎么找，他很生气的说：“这些事你要自己想着做，不能问我。如果将来领导觉得这个方案不好，你得背着。如果我给你交待了，责任就要我来担。”
　有些企业的甲方非常历害。我在西部一个工业区施工时，建过好几个工厂。建工厂会有很多家施工单位和安装单位，这些单位有很多的交叉施工，施工中经常发生矛盾，而甲方领导却能一一摆平。甲方主管并不需要懂多少技术，但一定要有全局观念，知道什轻什么重，始终能够把握工程的方向。这样的甲方很难遇到，这和甲方的管理体制有关系。
　我刚到那个工业区的时候，是建一个硅锰厂，一期建设已经完成了，并开始了生产，我们建的是二期的厂房。那时候的硅锰行情非常好，所以在一期投产一年后，开始二期的建设。二期的厂房和一期的厂房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两个厂房是对称的。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没有新图纸，给我们发的是一期的施工图，甲方告诉我，这图要镜像的看。一直到了二层才有了新的图纸。甲方主管就是厂长，他很少过问施工的事，只是偶尔催一下进度，具体的施工由生产科长负责，另外还有两名工程师。
　这位生产科长姓王，是厂子里主管生产的。建设一期的时候，他和自己的两位老乡一同应聘到了集团公司，主管一期的设备安装。王科长其貌不扬，喜欢抽烟。厂子里有一栋二层的办公楼，王科长的办公室在一层。每次去找他时一进办公楼，顺着烟味儿准能找到他。王科长是搞设备出身，土建工程只在一期工程时跟着看了一次。一开始我们都以为他是外行，没想到是他帮了我们大忙。
工业厂房施工时预留洞多，预埋件也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我们招聘了一个技术员，他毕业六年，干过好几个民用建筑。来了以后，我给了他一份图纸让他先看看，没想到他看了半天以后就走了。我问介绍他来的人是什么原因，介绍人说他看不懂图纸，越看越头晕。这样的图纸还要镜像着看，在施工时自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很多错误，经常会把预埋件放错位置，而王科长总能够及时发现并提醒我们。
　王科长脑筋非常灵活，记忆力也惊人。我们如果遇到图纸上有问题的时候，去找他时，他往往能想起来一期时是怎么做的。他的两个老乡，另外的两个工程师同样也很负责人，他们好像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都来自甘肃。二期厂房投产后，王科长辞职了，到了南方的一个厂子，据说工资很高。后来另外两名工程师也辞职跟着他走了。
　　我遇到过的甲方，最官僚是我前面说过的那个大学的甲方，自以为是又狗屁不通。在他的熏陶下，连监理也成了一个德性。两个监理都姓李，大李三十多岁，小李二十多岁。大李喜欢喝酒，每天下午他准是醉着的。他不懂技术，每天做的事就是猜甲方想什么。小李懂一点技术，因此很自傲。他经常踮起脚拍着我的肩膀，用小沈阳发嗲时的那种声音说：“你们可得多学习啊！我们大李工可是内行！”
　今天感冒了，非常难受。打开电脑浏览了一下新闻，有一则报道说多地房价开始上涨，老百姓又开始抱着被子排队买房了。这条新闻让我非常兴奋：建筑业的好日子又要回来了！我赶紧打电话给父母打电话，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因为他们这些天很为我的生计担忧。接电话的是我姥爷，说我父母都出去了，问我有什么事。我姥爷八十三了，脑子时好时坏，想不了高深的问题。我告诉他，新闻讲，房地产又要火了。姥爷想都没想就对我说：“听说你感冒了，赶紧去医院看看吧，别把脑子烧坏了。”我瞬间崩溃。这些年，食品问题让中国人民都成了化学家，广场舞让全国人民都成了舞蹈家，南海问题让全国人民都成了军事家，新闻则让全国人民都成了思考家。
话又扯得远了，最近不知怎么回事，很八卦。我们还是收回来，继续说甲方的事。几年前我应聘到一家开发公司做总工，满以为这回也可以高大上一次，也做一回甲方。没成想老板临时起意，决定自己施工。他找了一家建筑公司挂靠，招聘了一些施工管理人员，由自己的弟弟牵头，组建了一个施工项目部。老板认为这样做可以省出一部分施工费用，自己把施工的利润也挣了。
　我这个甲方当得自然是很无聊，没油水不说，还不清闲，每天还得操心施工上的事情。最苦恼的是老板，满以为可以一网打尽大赚特赚，却忘记了生意场上的一条基本原则——利益分享。其实不光是生意场，在很多情况下，利益都应该是分享的。因为别人在我你分享利益的同时，也在为你分担风险。我老板在利益面前昏了头，直接把自己放在了冲锋的前线，没有缓冲带，也没有隔离带，很快就陷入了泥泞之中。
　搞开发和搞施工是两个概念。两方面都有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源在里边。临时组建的草台班子本来就容易出问题，如果再遇到资金困难，问题就会更大。同时搞开发和施工，需要有超强的实力才行。我老板错误的估计了市场和自己的实力，使有限的资源无法集中使用，到处下毛毛雨，到处闹旱灾。无奈之下，只好借高利贷，最后因为非法集资被请到看守所喝茶了。
　无论是事业单位还是厂矿企业，搞基建的人被提拔的机率很小。为什么呢？这得从施工单位说起。在计划经济末期出现了一些能人，被人们称作“黑包工头”，这些人大多不是根正苗红的主。后来这些人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最终主导了建筑业，社会开始认可他们，但是那个黑包工头的“黑”字始终是人们心中的一个阴影。搞基建的人常和包工头打交道，人们往往会有很多联想，觉得这些人不干净。所以奉劝想要走仕途的年轻人，最好不要搞基建。基建科这个机构不容易出好干部，更不容易出大干部。
　我曾经在新浪博客写过一个段子：干工程好比走江湖，难啊：建设局是武林盟主，质监站、安监站是绝代双骄。税务局、电管局、水务局、劳动局是四大名捕，消防队、人防办、环保局、环卫局、林业局、卫生局、派出所、土地局是天龙八部。甲方代表是无忧公子，设计院是天机老人。老板是快刀无敌傅红雪，监理是醉拳宗师苏乞儿。项目经理是太极张三丰，项目总工是武林百晓生。安全员是东厂总管，质检员是西厂督公。技术员是忍者神龟，包工头是吸血蝙蝠。焊工是火云邪神，电工是明教护法。架子工是燕子李三，水暖工是穿山鼠徐庆。工地上尽管卧虎藏龙，架不住工地外十面埋伏。还配了一张图片。
　这个段子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没有提，就是预算员。我曾经的一位领导说过：“干得好不如算得好”。这话很伤一线人员的心，却非常有道理。干是外功，算是内功，两者结合才能出现好的效益。现场的技术员、施工员最好要懂一点预算，项目经里则必须要懂预算。不需要精通，但是要有预算的思维。同样，一个好的预算员也要懂施工，决不能闭门造车。
　工程的预决算工作实际上贯穿于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从签订施工合同到图纸会审、现场鉴证等等一切行为，无不在为决算的准备。所以说，在干工程的时候，一定要有预算的思维。我的一个同学曾经在某公司基建处当总工，一次图纸会审时，他提出要将几栋楼房的散水都提高十公分，以增加楼房周边的排水坡度。对这个提议，设计与施工单位都没有异议。等做决算时，施工单位傻眼了，就因为散水提高了十公分，建筑物的檐口高度小了十分公，工程由原来的二类工程变成了三类，取费标准降低了。工程造价也相应降低了。施工单位吃了哑巴亏。
　啰啰嗦嗦的写了这么多，朋友们可能有些烦了。想说的话很多，却理不出什么头绪，我是想起点什么就写点什么，很凌乱。写这篇帖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揭露什么行业黑幕，只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有这样一些人，在这样一个年代里，这样工作和生活着。帖子里的一些人和事，我自己也有些模糊了，既觉得是自己真实的生命过往，又觉得非常虚幻，仿佛就是一场梦。故事总有结束的时候，梦却要继续做下去。这片帖子也献给和我做着同样梦境的人，愿朋友们“有花有酒春常在，无风无雨月自明”。
　　本来想结束这片帖子，不再写下去了。昨天一位前辈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没有写他？他对我说：“你的帖子写的还行，可还有那么多的事为什么没有写呢？例如我。”我的这位前辈是位天津知青，十七岁时到内蒙凉城的农村下乡，后来被安排在华建当瓦工，娶妻生子，留在了内蒙。这位前辈勤奋好学，从瓦工做起，当过工长、施工队长、项目经理、分公司副经理，正准备再往上升的时候，华建解散了。他曾经到过俄罗斯和蒙古国施工，后来又通过亲戚拉引到美国洗了两年盘子。他曾经很感慨的对我说：“我是命带驿马，漂泊一生。”的确，他的经历完全可以写一本书，在我的帖子里占据一些位置绝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的这位前辈经历有些复杂，为人却很单纯，属于心直口快的那种人。每每向别人介绍自己时，有一句很招牌的话：“我姓司，司机的司------”我们都管他叫司头，一来是因为年纪大，二来是因为职务比我们高。司头的爱人是蒙古族，也是华建的职工。因为是少数民族的缘故，他们没有受计划生育的影响，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夫妻俩合计再生一个，能生个姑娘最好，如果生个儿子两孩子也有个伴儿。结果他老婆肚子争气，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这三个儿子同时到了上大学娶媳妇的年龄，让司头非常吃力。
　司头曾经说起到美国打工坐飞机的情景，有人开玩笑问他怕不怕飞机掉下来，他说掉下来就好了，美国的空难赔偿非常高，我的赔偿金给三个儿子每人分一份，足够他们买房娶媳妇了。他在建筑业干了大半辈子，家里并没有积蓄，去美国才挣了一点钱，回来后买了一套二手房，准备给大儿子用，之前他们一家人住在老华建的旧家属楼里。他刚到美国的时候跟着大舅哥给人们修房子，锄草、砍树，后来到一家华人餐厅洗盘子，再后来做了厨师，专门做蛋炒饭。有人问起在美国苦不苦，他说比搞建筑轻松多了，要不是签证到期，自己又想家，还真不想回来了。
　我们两个一起干过两个工程，他当项目经理，我做项目总工。那是他从美国回来以后的事了。我们一起给一个私人老板干活儿，老板自己没有公司，挂别人公司的户。那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弟弟跑材料，外甥管财务，这让项目经理干活时有许多掣肘的地方。司头一度为此很烦恼，后来渐渐的也就习惯了，有时还反过来安慰我：这样的事情到哪儿没有呢？索性在建筑工地上苦恼多，乐子也多。
　我和司头一起施工的那两年，乐子确实很多。因为前面有司头顶着，我的工作很轻松，司头在施工管理和施工技术上都是内行，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在一起时曾经干过一个中级人民法院的办公大楼。给法院施工时有一件事很惬意，就是不怕派出所干扰。一次派出所来工地办暂住证，要强行带几个工人走，恰巧法院以为即将退休的老书记在。这位书记把派出所的几个小伙子骂了个狗血淋头，末了还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要求不要干扰法院的施工。
　法院上班的人并不都是法官，做法官需要有专业的法律知识。而法院里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不懂法的，他们由部队转业而来。据说部队有一个规定，到一定年龄后如果升不到正团级就必须转业。转业到法院的人大部分是有军衔的人，最高是副团级，也有营级、连级的，因而在法院的科室里经常会出现科级科员这样的现象。所谓的科级科员，就是级别待遇是科长级的，而职务是科员。科级代表曾经的荣誉，科员代表现在的地位。法院的建设量不大，没有专门的基建科，就派了几个专业军人但甲方代表。
　李主任就是从部队副团长转业到法院的，做法院的办公室主任，因此法院有一些人管他叫李团。李主任大高个，喜欢喝酒。图纸会审的时候，甲方请我们施工单位和设计院一起吃饭，李主任挨个劝酒，到设计院一个小姑娘时，小姑娘说：“我不能喝了，我想回宾馆睡一会儿。”不料李主任语出惊人：“没事，喝完了我和你一起睡！”我不知道他是酒后口误，还是故意说的。后来听人说，李团在部队呆了几十年，部队里最缺的就是女人，所以李团一见到女人就会激动。我觉得这是真性情，和我们建筑工人有一拼。
　我们工地的材料员是老板的表弟，很能忽悠。每到一个新地方施工，用不了几天他就会熟悉周围的环境。什么地方能够买到什么样的材料，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饭店，他都能知道。有一次他领着我们到一个路边店吃饭，说是特色菜。那个饭店很普通，饭菜并没有什么特色。我问材料员来这里到底要吃什么，他指了指服务员，然后冲我使里个眼色。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的特色菜就是服务员。材料员对我说，这里有两个女服务员，为客人提供特殊服务，每次五十元，问我要不要试试。我没敢，以后也再没去过那里。后来和司头说起这事，司头说：“那事儿不能做，练个把子还可以。”我们那里管交男女朋友叫做“练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