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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31 1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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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头是个生活作风很正派的人，他给我讲过在美国时候的事情。司头去美国是奔着他大舅哥去的。去了大半年以后，他大舅哥对他说，你出门这么久了，生理问题从来没有解决，要不我带你找点乐子。不过得到其它州，我们这个州没有妓院。司头拒绝了，倒不是当着大舅哥的面儿不好意思，是真不愿意那样做。司头的大舅哥在国内时是内蒙古大学的教授，文化先进、思想先进，他不是和妹夫开玩笑，是说认真的，但司头没有做。
几年后，我要到蒙古施工，找司头了解一下蒙古国的情况，因为司头以前在乌兰巴托搞过工程。司头给我的建议是：“能不去就别去，到蒙古国搞施工困难太多。”然后又给我讲了一下蒙古国的情况。司头到蒙古施工的时候，苏联解体时间不长，以前许多苏联驻蒙古的机构都撤走了。那时的蒙古国民开始清算俄罗斯人的“罪恶”，当初苏联对蒙古到底是援助还是奴役，这一点很难说清楚，但当地的蒙古人在苏联解体后，对俄国人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由亲近变成了仇视。蒙古国的蒙古人最看不起中国人，包括内蒙古的蒙古人。
我没有听司头的建议，还是去了蒙古国，一方面是工资可以高一点，再一方面也是出于好奇。我没有司头那么幸运，没能到蒙古国的首都去施工，而是去了一个省，叫南戈壁省，建一座省政法大楼。在我的想象里，给省政府盖楼可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干好了没准能得一枚蒙古国的勋章。我曾经在内蒙给某中级人民法院盖办公楼，处级单位，那办公楼一件很豪华了，而且施工时也能享受种种好处。这回去蒙古建省政府楼，不是“更上一层楼”了吗？
我们从甘其毛道口岸出关，整整拉了三大汽车的东西。听说蒙古国的物资非常紧缺，我们除了带上施工常用物品外，还带了许多维修的配件，如手推车的内外胎、气门芯、各种型号的扳手等等。除此以外还带了香烟、二锅头这些东西。事实证明，我们带这些东西是英明的。进入蒙古国后，汽车走得很慢，因为路很难走。一路上看到的景象都很荒凉，草长得并不高，也不茂密，路两边有裸露的岩石，颜色很古怪，翻译告诉我，那是煤。等到了南省所在地时，我更失望了：所谓的省城，比国内的县城小多了。后来才知道，南戈壁省总人口才四万多，连我们一个乡都不及。
给我们当翻译的是一个蒙古族姑娘，叫托亚，以前道蒙古做过生意，不懂建筑。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在工地外安顿好了工人的住处，但管理人员需要住在工地上，因为怕工地上丢东西。我们在当地雇了一个下夜的，是个前博克手（摔跤手）。但他要求我们住在工地上，也好有个照应。我问他蒙古国也有人偷东西吗？他说不是偷，是拿，看见什么值钱拿了就走，拦不住。我们只好弄了顶蒙古包放在工地的院子里，管理人员就住在那里。
要立塔吊的时候，麻烦来了，当地没有汽车吊。四处打听，几百里以为一个工厂有一台吊车，是很老很老的那种汽车吊，吨位还很小。没办法，我们只好把它雇来，想了很多办法，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塔吊立起来。在国内，立塔吊是要放炮的。我们把从国内带来的炮竹狠狠的放了一通，庆贺这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很快，在一片警笛声中，工地来了三辆车，两辆消防车，一辆警车。一打听才知道，当地人从来都不放炮，我们这一折腾，人家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我们的工人也有从当地雇的，因为有规定，必须雇佣当地一定数量的人。当地人干活儿倒是很实在，但不能干太复杂的活儿，交待不清楚。有一个当地人给我们筛砂子，干的还可以。按他们的要求，一个星期开一次支。开支后，那个工人早晨来上班，一会儿就找不到了，到处找，才发现他倚在墙根儿睡着了，手里还抱着一个酒瓶。
在蒙古国，酒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警察在大街上看见醉鬼，是可以上前盘问甚至拘留的。我们的工人从国内带了不少白酒，闲的时候就喝。一次几个工人喝了酒，在大门口大声说话，警察就过来盘问。蒙古警察对待中国人是很粗鲁的，几个工人也是酒壮英雄胆，就和警察撕扯起来。结果吃亏的当然是工人，他们招来一大帮警察，把工人带走了。蒙古警察对付犯人的手段很特别，把几个工人衣服扒光，用高压水枪给他们冲澡，然后就把他们扔进水牢里。水牢并不是电影里演的那种，只是非常潮湿。四十多天后，经南戈壁省政府协调，才把他们放出来。放出来后，几个工人居然会说一些蒙语了，仔细一问才知道，每天都有人逼他们唱蒙语歌曲，不会唱就要挨打。在蒙古，警察和军队是一伙的，地方政府无权管警察，所以工人们会坐很长时间的牢。
蒙古国民对中国人普遍没有好，他们觉得中国在掠夺他们的资源，因为中国在蒙古开了不少煤矿。其实是蒙古自己要出售煤，只是他们不想卖给中国，他们只想和美国人或日本人打交道。可惜美、日的屁股有些远，蒙古国的热脸贴起来有些费劲。总书记在蒙古国推销中国梦时，说“蒙古也有一个蒙古梦”。我觉得“蒙古梦”和中国梦不太搭噶，手段可能差不多，但终极目标相差太大，蒙古国民的最大梦想是征服蒙古和俄罗斯。
一年以后，我结束了在蒙古的施工，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出国施工了。我发完誓以后，一个同学从迪拜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去中东施工。我当时非常心动，决定背叛我的誓言。誓言是什么？是老板开给员工的空头支票，是男人哄女人开心的棒棒糖，敢于违背誓言的人，才是具有成功潜质的人。正当我兴致勃勃想要开启另一段奇幻之旅时，一个朋友给我邮箱里发过一段恐怖分子斩首人质的视频。我真的被吓坏了，一连做了好几晚上的噩梦，我觉得凭我的出息，还是在老家待着好一些。
待在老家干什么呢？帮人要账！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混黑社会的，要账这个词可能用的不同准确。说得准确一点，是帮建筑单位算账并给老板出主意如何要账和赖账。在建筑系统里，除了钱以外还有很多硬通货。有房、有汽车、有白酒、有羊毛衫、还有金银首饰。如何流通呢？打个比方，我在某大学施工的时候，副校长有一辆车不喜欢了，想让我老板给处理一下，看能不能卖了。那车已经开了五年，原价三十万。我老板当即答应，立马让人把车开了回来，给了副校长三十万。我老板那时正在搞开发，就把这辆车在拨付工程款的时候以三十五万元的价格顶给了施工单位。施工单位也不会把车砸在手里，又把车顶给了租赁站。
还有一种情况。开发商和某酒厂打好招呼，定制一批特供酒，一某某企业命名，销售价是五百元，其实订货价只有五十元。你可以用二维码查，价格与品牌绝对没问题。开发商把这种就顶给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再把这种酒顶给包工头，包工头又把这种酒顶给工人。这种把戏在别的行业也有，只是建筑业中更普遍一些。这种把戏最末端的是工人。
我在算账中做的事就是帮老板把关，什么东西要回来不会砸在手上，什么东西值多少钱。这是个技术活儿，也是个找骂的活儿。在商业经营中，很难单纯的评判出哪一方是对的，哪一方是错的。就像律师，他们在为坏人辩护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但好景不长，一年以后，我连这个挨骂的活儿也丢了。建筑业是国家基本建设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发展还是衰退，都由国家的政策决定，政策就是趋势。我以前常常笑话一些前辈，说他们怎么混成了那样？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趋势使然，只要风足够大，老母猪也会飘到天上。
不知道你们那里怎么样，我们这里有很多烂尾楼，有的只干了一个基础，塔吊立在那里好几年了，不见人施工，也不知道那些工程会怎样收场。新开的工程也非常少，开发项目几乎没有了，念叨了好几年的棚户区改造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民营企业基本停止了建设，个别国企还在上马一些项目，但规模也很小。去年内蒙说要对农村进行十个全覆盖工程，建设量倒是很大，钱却没有多少，施工单位做这样的工程，等于在饮鸩止渴。很多施工企业都陷入了困境，大量的从业人员失业了。建筑业的冬天真的来了！
孔夫子说：“四十而不惑。”我一开始读到这句话时，以为是说：“人都一样，到了四十岁就不再困惑了、不再迷惘了。”等过了四十岁以后才知道，夫子说的是圣人。象我这样的草木之人，到了四十岁才真正开始了迷茫。
我不记得年少时是否真的有过什么痛苦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以前的时光都很快乐。即便是以前很窘迫的时候，似乎也很乐观，有一点伤心或是担忧，也很快就会过去。我常常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想起小学四年级时住校，一群孩子挤在一个大炕上，有时候半夜还尿床；想起和父亲骑着驴从学校回家；想起和外公赶着牛去耕地；想起刚毕业的时候在工地上和几个兄弟一起喝酒；想起和儿子一起在出租屋里看海绵宝宝------所有这一切，象一幅幅安详静好的画，甜蜜又淡雅。
而现在，内心深处总是有一种很深的忧虑。我算不上一个很努力的人，没有考上好的大学，事业一无所成，结婚也晚，生孩子也晚。虽然我从农村来到了城市，有了自己的房子，可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是一个没有根的人。我担心又一天，这个城市会不认同我，但我却回不去故乡。我时常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会怎么样，他能考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会找一个什么样的配偶。我时常担心自己的父母，害怕他们会突然出什么状况。有时候也担心自己，不敢想自己老了的样子。我只有一个孩子，我老了以后，他不会有很多的精力来照顾我，如果我痴呆了或是卧床不起了怎么办？
孔夫子生活的年代比现在应该单纯许多，那时候的人可以很从容的选择高尚或卑微。而现在的人，好像已经放弃了高尚，更不愿意卑微。所有的人都成了被欲望的洪流裹挟着的泥沙，看似个性独立，其实都身不由己。
我的欲望其实很简单：我希望看到自己的将来。我已经四十六岁了，不想被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左右。这实在是天大的奢求，我能看到的，只是时光的飞逝。
还是夫子的一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搞建筑的人大多很迷信，讲究也多。过去砌墙的瓦工忌讳女人到工地，后来男女平等，工地上的女人多了，也就不怎么在意了，但是砌烟囱的人还是很认真，认为女人到现场不吉利。这也不是重男轻女造成的，主要是因为有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民间传说，所以有这个忌讳。工地开工时和封顶时一定要放鞭炮，图个吉利，大部分是施工单位买了放，有时候甲方也会买了放。很多人开工破土都要请大师择吉，看个好日子，还有举行一个仪式。仪式不太一样，一个大师一个做法。有的人会在工地上杀牛宰羊，弄得非常血腥。还有的人会请一尊神像供着，以求神灵保佑施工平安。前些年圈子里有一个很出名的包工头，也算是个企业家吧，英年早逝，四十多岁就得病死了。有人说他就是在某个工地开工时请了一尊神灵保佑，竣工后却忘了把神灵送回去，神灵怪罪，就让他病了，还送了命。
很多工地都有闹鬼的传说，但没有人能够确定真的有鬼。我在工业区施工的时候，工地上碰坏一个人，老板的哥哥认为有灵异在作怪，从老家请了个阴阳先生来瞅瞅。那时候有两个工地，一个在路东，一个在路西，出事的那个工地在路西。阴阳先生在西边的工地看了看，说有个小门开的不对，改一下就好了。看完西边的工地，我们又请他看了一下路东的工地。他拿着罗盘在路东的工地上比划了一会儿，说工地院子里有几座坟墓，是老坟，从外表看不出来，但他能看出来。他给了我一道符，让我往东南走一百步，把符埋了。我没敢让别人埋，怕影响不好，就自己数着步子去埋。按照阴阳先生说的方位，走了一百步，正好是一个变压器。我问他怎么办，他说就埋在变压器旁边。说来也怪，过了二十多天，工地上有一个工人在拆活动板房时举着方管玩，结果搭在高压线上给电死了。我一直怀疑这个工人的死就死那道埋在变压器旁边的符弄的。
从那以后，工地上时常有闹鬼的传说。我们工地有一个老头，领着一帮壮工打混凝土。这个老头以前是医生，是个外科手术大夫。有一次做手术，把剪刀给病人缝在了肚子里，因此坐了七年牢。那时候我住在工地的活动板房里，隔音条件很不好。刚睡着，忽然听见有人放鞭炮。忙穿好衣服出去一看，原来是那个老头一个人在放炮。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听到有些动静，却看不见人，心里也不知为什么，非常害怕，就从库房找了一窜鞭炮放。这个老头胆子很大，我知道他没有说谎。还在那个工地，有一天晚上木工加班，带班的小伙子半夜回家后，媳妇开始闹病，一边哭一边说，说他是某某某，跟着你家男人回来的。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才好。第二天木工施工时，有一个木工从二楼的预留孔掉了下去，索性伤的不重，但也把我吓了一大跳。
一篇帖子刻画了大半个中国的社会现实，解释了中国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描绘了3/4的中国人的际遇、心理和行为，让人拨云见日，受益匪浅。开始以为做工地的工作可以远离喧嚣，甚至有点平淡的浪漫；看到后来发现不仅是最彻底的浮世，要面对各路神魔处理异常激烈的利益冲突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最后竟连想要持续安稳的工作都很难。孔子的不惑，大概是他选择了终生化的且极具自我认同的职业，这点常人难以做到，常人的人生和职业规划总显得随意、凌乱和不连贯，但股神巴菲特也做到了，他的职业价值投资生涯长达60年之久。我也曾立志要做终生的职业价值投资者，但中国股市的现状让我不得不把价值投资转移到美国股市，而仅在中国股市做短线投机；我也曾为此很迷惘，楼主的帖却完美的解释了这一切。
工地上施工，经常会挖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内蒙党委旁边的高级法院家属楼施工时，开槽时挖出一块大石板，满以为下面会有什么洞口墓穴一类的东西，没想到石板的下边只是压了几枚铜钱。那个工地挖室外管网时，还挖出两颗炮弹，据公安的人说，那是解放前的东西。在集宁九龙街施工的时候，挖出一罐现大洋，当时就被工人们抢光了，我连个毛都没摸着。最倒霉的是挖断光缆，这样的事我没遇到过，我的一个同学中奖般的碰到了，还因此坐了一段时间的禁闭。我没他那样倒霉，我最坏的时候挖出过几具骷髅，停了两天工，请了两个喇嘛念了半天经，然后找个地方埋了。
我对鬼神这种事情不太相信，因为我是有信仰有理想的人。小时候入少先队的时候，老师领着说：“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那时候我决心有朝一日要为共产主义献身。长大以后，小平叔说要摸着石头过河，把胆子放大一些，步子迈大一些。我听从他老人家的话，摸着石头走到了河底，呛了几口水后自己扑腾着上来了。江总书记此时又提出了三个代表，我兴奋一阵后发现，自己被代表了。后来锦涛兄说了八荣八耻，我不知道是指什么，甲方开党委会的时候我专门旁听了一下，才知道这八条是讲给党员听的，我们家我爷爷时候就知荣辱了，根本用不着学。习总上台后，提出了中国梦，我很高兴，因为我最爱做梦了，小时候因为上课睡觉没少挨打。满以为这回可以好好睡了，没成想自己却开始闹失眠了。
调侃归调侃，说几句就行了，说多了有妄议之罪。“牢骚太盛防肠断”，我们还是说说自己的事。这几天钢材又涨价了，猪肉也涨价了。据说全世界最伟大的预测大师也预测不出中国的市场走向，袁天罡、李淳风复活，刘伯温再生，三个人合在一起也预测不出。以前听过一个郎咸平的演讲，说是世界上最权威的调查机构也不敢估计中国股市和汇率的走向，因为那样做会让他们的专家得神经分裂。我们国家的专家是不会得病的，因为他们都生活在防火墙之中。
建筑行业也有专家，不过向梁思成那样的大师级人物几乎绝种了，我接触过的专家档次都不太高。所谓的专家各地都有，主要是招投标时参加评标。据说一个工程招投标时，代理公司会从专家库里临时抽取专家参加评标。我之所以用“据说”这两个字，是不太相信随意抽取这回事。当评标专家是一件很实惠的事情，因为有红包可拿。一般来说，投标单位除了陪标的之外，都会给专家送一定金额的红包，无论中标与否，红包都不会收回，当然金额也不会太大。红包一般不会直接给，是通过代理公司给。代理公司如何把红包给专家，那就不太清楚了，每一个公司的方法不太一样。据说给的很低调，很有内涵，很有尊严，不会打了“专家”这两个字的脸。
上面说到一个专业名词“陪标”，什么是陪标呢？字典里恐怕找不到，官方也不承认，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就象管妓女叫“小姐”、“鸡”，管农民和工人叫做“弱势群体”一样，是有现代中国特色的一个词。陪标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施工单位已经和建设单位达成共识，公开投标只是走一个形式。这时候其他施工单位知道了这种情况，就不报名投标了，省得花报名费。按规定，投标单位必须有三家才能开标。在这种情况下，施工单位就要再找两家施工单位陪着做个样子，目的是使招投标过程合法。另一种情况是投标单位有好几家，彼此竞争激烈，为了增加中标的把握，使自己的报价更接近标底，就会找几家施工单位各自报一个价格，这也叫陪标。有时候参加投标的单位有好几十家，实际上真正操纵的只有那么几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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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jiang_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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